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
    在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领域，已经发展了一类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定量方法。人类学 家已经成功地应用了很多这种方法，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人类学家，以及那些在更传统的人 类学田野工作地点如非洲和东亚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 1957；沃尔夫Wolf和 黄 Huang 1980；翰雷Hanley和沃尔夫1985；戴维司Davis和海罗尔Harrell 1993；海罗尔1995））
    。在论述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综合性著作的作者中，有哈金斯（Hakins）和捷夫雷（Jeffr ey）（1991），杰罗斯和哈代（Hardy）（1991）。格罗斯泊特（Grossbart）（1992）制作的文献目录 也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最好的历史人口统计学来源与方法综合性著作是维利根（Willigan） 和林匙（Linch）写的（1982）。他们不但评述了来源的种类--教区的民事记事录、明细表和 人口统计表、家谱和人口记事录、组织和机构的档案--并且也从事人口重建与分析的特别 方法的细节讨论，包括记名记载和家庭重组、计算机模拟、回归、时间系列、线性记录模型 和要素分析。
    记名记载涉及了在来自不同来源的众多的资料中寻找同一个人的过程。家庭重组是这些个 人组织为一个家庭单位的过程。尽管来源不全、准确认同、名称变迁和人口流动诸问题都适 用于这些方法，但这些方法对于重建“普通”人过去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12）。
    温切斯特（Winchester）（1992）关于上述方法发展与应用20年的概述是一佳作，它还写到这 些方法发展与应用亦适应了当今计算机的世界。应用记载和家庭重组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实例 是科兹（Kertzer）（1984）和科兹与郝根（Hogan）（1989）对于19世纪晚期意大利中部凯斯莱箫（C a sellechio）人口的研究；布莱特（1986）对于葡萄牙北部1700年至今的移民、婚姻、繁殖和犯 罪的研究；博德维尔·费森特（Birdwell-Pheasant）（199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爱尔兰 主干家庭的重新思考；史奈德（1996）对于1860至1980年西西里岛繁殖衰退的研究；沃尔夫和 黄（198 0）对于1845至1945年台湾的婚姻和寄养问题的研究；奈廷（1989）对于1700至1980年瑞士一个 山区社区生态变化的研究。
    在奈廷的案例中，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因为他是研究一个封闭的社区，其历史的变动很小 。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重组，在公开的家谱、人口统计资料和税单中得到的 补充数据使精确的核查成为可能。科兹更多关注的是家庭的组成和共居的模式，而不是人口 统计的比率。科兹和他的同事使用了意大利人口记事录（另一类历史资料来源）和尤金·汉摩 尔（Eugene Hammel）发展的家庭类型学（汉摩尔和莱斯利特Laslett 1970），得以重建19世纪 晚期和20世纪早期意大利中部复杂的佃农家庭的生活（13）。
    科兹和郝根最具创新的工作是使用了生活轨迹的方法。历史学家塔玛罗（Tamara Hareven（1 982）在研究新英格兰的产业工人时使用过这种方法，历史学家乔治·奥特George Alter）（19 88）在研究19世纪中期比利时维尔威斯（Verviers）妇女时也用过这种方法。该方法使个人成 为研究的中心，并关注个人的生活是怎样被历史的变迁所影响。该方法对于更规范的和更固 定的家庭或发展循环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在社会学家戈兰·艾德（Glen Elder）的 很多著作中完全是线性的描述（1975，1977，1987；海罗温Hareven1978；科兹和希尔费诺Sc hiaffino 1983）。
    罗塞尔多（1980）在对伊琅哥特做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群体研究的方法略有不同。罗塞尔多 认为，“群体研究是针对不同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再造了他们自己，他们永久生 存下去，他们修正或突然改变其社会结构”（p12）。与生活轨迹方法一样，群体研究是来自 于社会学（莱德1965），但已在历史研究中应用，旨在对个人的群体之共同目的做纵向分析（麦森以及其他等1973；维利根和林匙1982）。
    在人类学中，家谱方法对于历史重建已被广泛接受，并在工作于非洲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博汉男1952；路易斯1962）。人口统计学史的家谱分析方法最全面的讨论 是班奈特·戴克和华伦·莫利编辑的《家谱人口统计学》（1980）。在引论中，编辑者评价了 家谱的民族志和资料的方法，表明在“报导人”的清单与“记载”中的清单核对时有多少内 容被遗漏了。维利根和林匙（1982）的著作具有同等的价值，他们概述了家谱的种类，家谱来 源的问题以及用于从家谱数据中抽出婚姻与繁殖比率的方法。
    在弗里曼（1979）对于西班牙北部派西哥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应用这种方法的好例子。通 过与报导人的会谈，弗里曼建构了派西哥人的家谱，并将此与人口统计资料相联系。在一篇 解释该方法的未发表的论文中，弗里曼（1981）说道，在收集家谱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数据 被传达--婚姻的政治学，财产传递问题，组合家庭的动力，迁移，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 区之间的关系，谣传和丑闻。她争辩说，这些家谱可以衬托对于文字来源（譬如教堂和民事 档案、纳税记录和地籍图）的解释（1981）。尤其是，它们可以帮助展示某些记录的惯例，这 些惯例会把领养这样特别的行为实践弄的难以理解。文字记录可被用来反向延伸家谱，评估 民族志的描述。人类学家若看到一个较短历史的家系，就会不同意“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这 样的说法，而去更多地考虑这种说法的真实和象征的意义（1981；10）。
    其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欧洲、亚洲和美洲家族史的人们，转向了已发 表的家谱，而不是通过交谈以建构之（麦斯科Meskill 1970；塞宾Sabean 1970；艾恩Ahern 1 976；亚当斯和凯斯科夫Kasakoff 1980；奈廷1981；翰雷和沃尔夫1985；克那戴尔Knodel 1 988；奥特那Ortner 1989）。这些家谱通常可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亦用于分析重建 于生命记载的众多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