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论述，王柏给《纲目》作出如下的结论：“开历古之群蒙，极经世之大用， 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11）
    元代的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上把朱熹的《纲目》与孔子《春秋》并列， 称：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 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
    接着，作者引证朱熹纠正司马光有关曹魏元魏的做法并加以称颂：
    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 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易焉者。
    据此可见，揭傒斯也把朱熹的《纲目》看作是“继《春秋》而作”的（12）。
    由于朱熹把《通鉴纲目》作为他的理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来宣扬伦理纲常、维 护封建秩序，适应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需要，它也就受到这一时期封建士大夫的关注， 并因此获得康熙帝“御批”的“殊荣”而列诸《四库全书》中。
    三、朱熹论历史人物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的人采取什么样的生产 生活方式，使其自身存在并得到不断地发展。我国古代史学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抓住历史 的这一根本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伟大的司马迁以其独具的形 象思想和理论思维，探索了人类活动的诸多方面，从而把古代史学推向一个新的顶峰。 两汉乡选里举，人物品藻之风炽盛，东汉后期以来的以人物为主的地方史如《先贤志》 、《耆旧传》之类如雨后春笋地成长起来。同时在玄言之风的滋润之下，人物刻划别具 一格。可惜的是，缺乏寓有深厚佛道哲理素养如刘彦和之流的史家为之总结，遂使一代 风采为之沦落。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又一高潮，风物之盛远逾汉唐，在涌现许多史学名 著如《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同时，私家记 载（包括文集、小说笔记等）真可谓之“林林总总”，为各种人物储备了丰富的素材。其 中朱熹的著述，值得在这里提出。
    朱熹著作甚多，除去《言行录》等编辑之外，如他的文集和《朱子语类》，涵盖了许 多人物，主要是北宋一代和南宋初的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研究当时的近现代史的重要 参考资料。当然，朱熹有其非常浓重的偏见，应当加以注意。如对熙丰、元祐 时期的党争，朱熹跟在宋高宗的后面，是元祐而非熙丰，亦即“尊马抑王”、 尊司马光贬王安石。可是在评论变法的是非时，朱熹对王安石变法在总体上是予以抽象 的否定的，在具体问题上如对青苗、免役、保甲等法，则是加以肯定的；对司马光虽然 颂扬再三，但批评元祐“因循”，实际上是守旧，称“元祐诸贤是关闭 着门说道理底”。朱熹的这些话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有关对宋以前人物的论述也值得重 视。上述这些是就资料的意义而言的。
    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朱熹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当然，要去掉他的偏见，特别是要 去掉他的那一套酸腐的道学说教。如果是这样，朱熹之论人论事，不仅能够曲尽情致， 而且鞭辟入里，抉发其内在的实质。
    朱熹曾说：“今人所以事事做不好者，缘不识之故。”（13）至于如何从不识到识，朱 熹所论未必或是，可以不论。从不识到识，亦即获得真知灼见。有了真知灼见即“识” ，也就能够论人论事。朱熹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论述，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对陶渊明的论述。朱熹称：“[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 远矣。”朱熹对陶诗的评论是深刻的，贴近陶诗的。但朱熹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 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 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14）鲁迅曾说《咏荆轲》是金刚怒目式的诗篇；陈寅恪 先生对陶渊明的思想演变作了深刻的论述。生活在八百多年前的朱熹，如果不认真比较 《咏荆轲》与其他诗篇的差异，不从陶渊明家世（晋陶侃之后），以及陶渊明个人经历和 环境考察，又怎么能够得出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看法？
    又一个例证是朱熹对韩琦、富弼从庆历到熙宁生平的评论。
    韩琦、富弼在庆历新政时期，曾协助范仲淹进行变革，被保守派赶下台去，新政如昙 花一现。至宋仁宗嘉祐、宋英宗治平年间，富、韩先后当国，却失去前时政治 上的勇锐而无所作为。及至王安石变法之时，韩琦、富弼以元老重臣身份反对变法，从 先此的变革派蜕变为反对派。朱熹曾对韩、富生平演变做了非常中肯的论述。如：
    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 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
    韩魏公富郑公皆言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 来遂被人言（指富弼不散青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自用他那法度”，而被论劾）。（15）
    朱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了韩、富从庆历到熙宁政治上的演变过程，其中寓存于 过程中的深刻的辩证法，值得重视。今天一些学人却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把韩、富看作 一成不变，对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予以不适当的评价，显然落在八九百年前的朱熹的后 面了。这样看来，真知灼见之中，寓存有辩证法的因素。
    最后，看看朱熹是如何在总体上把握对人物的评论的。朱熹曾说：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 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 如此互将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