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笔者建议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圣书文字，因为这样既符合“海若格里弗”的希腊语本意(“神圣的刻写”)，又恰和古埃及人对文字的称呼(mdw，“神圣的书写”)。不过，考虑到人类认知的特点，一个新术语的接受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忽然改变原有的称呼难免会一时不太习惯。因此，笔者在此建议不妨这样处理：在泛指古埃及文字(只是一般称呼时)，直接称之为古埃及文字即可，不可画蛇添足称之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如果在对古埃及文字的几种不同的形体进行具体称呼时，可分别称之为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
    另外，我国文字学界对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在术语方面的刻意区分，在理解方面的含混模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将“海若格里弗”译为“象形文字”，从而与我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文字”相混同而导致的。如果我们大大方方地将英文中的“hieroglyph”，德文中的“Hieroglyphe”，法文中的“hieroglyphe”，按其本意译为“圣书文字”。另一方面，我们把英文中的“pictography”(或pictogram，或picture writing)，德文中的“Piktografie”(或Bilderschrift(11))、法文中的“pictographie”，译为“图画文字”或者“象形文字”(即接受图画文字这个概念就是我国传统文字学中所说的象形文字，而不是再将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刻意区分开来)(12)。如此一来，一切问题似乎可迎刃而解。
    综上所述，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文字很可能起源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物体的图画，即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象形，即我国传统文字学意义上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的第一个阶段，是文字和语言相结合的初级阶段，然后以这个阶段为起点向假借(以形表音)阶段发展，最终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或兼表形音的形声文字)。显然，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发展史中的某个阶段的产物，或者只是某个文字体系中的一种文字类型，正如我国文字学者刘又辛指出的那样：“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哪种古文字属于纯粹的象形文字。”[21]因此，我们使用“象形文字”这一术语，作为世界上某国家(或地区)的文字的统称是不科学的。换言之，我们既不可以简单地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13)；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中国汉字称为象形文字(14)。总之，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同时也是国际上曾普遍犯下的一个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错误进行彻底澄清和及时修正。
    注释：
    ①参见王海利：《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52-57页。后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4期)转载。国内文字学界大多接受了笔者的建议，不再把古埃及文字称作古埃及象形文字，而是改称古埃及圣书文字。例如，陈永生：《甲骨文声符与圣书字音符的对比》，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罗晓静：《圣书字的宗教符号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晓雯：《甲骨文与古埃及圣书字象形字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田田：《甲骨文形声字形符和圣书字定符的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黄亚平、张晓雯：《圣书字的象形字及其文化意义》，《东方论坛》2010年第2期，第69-72页；陈永生：《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对该问题持商榷态度，参见李长林：《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16—119页；吴宇虹：《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90—98页。
    ②参见William Warburton,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London, 1738.
    ③最近几十年来，盖尔布的学说愈来愈受到挑战。美国学者Denise Schmandt-Besserat在Before Writing(2 vols.,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书中提出新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陶筹(即呈各种几何形状，或者各种动物、器具等形状的小型的陶制物)演变而来。虽然她的观点一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她认为楔形文字由陶筹演变而来，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字都是直接由陶筹演变而来的。因此，该学说并不是解开所有有关文字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仅就楔形文字而言，仍有诸多问题不能解决，如陶筹于何时何地首先演变为文字等问题，并没有因陶筹论的提出而得到解决。参见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60—66页。
    ④“前文字阶段”也是西方文字学者的一个共识。德文中将这个阶段称为“Vorstufe der Schrift”；英文中将这个阶段称为“forerunners of writing”。
    ⑤参见[法]摩赖：《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941年)。
    ⑥参见黄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第2期。
    ⑦参见周有光：《圣书字和汉字的“六书”比较——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例证之一》，《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1期，第82—85页；《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53—167页；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166—186页。
    ⑧该词最早见于公元前1世纪狄奥多罗斯的著作。参见Diodoros Sikeliotes，Bibliotheke Historike，3.4.1。
    ⑨国人最早将古埃及文字称为“象形文字”的极可能是黄遵宪。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79年)写的一首诗中吟诵道：“上烛光芒曜日星，东西并峙两天擎。象形文字鸿荒祖，石鼓文同石柱铭。”他作注解释说：“埃及国石柱为(中国)周以前物，字多象形。”据此，他所称的象形文字当为古埃及文字。但黄遵宪虽到过海外，但估计他并未接触过“hieroglyphic”一词，因此还不能说他是把该词译为“象形文字”的始作俑者。他只是把汉语中已有的“象形”与“文字”组成一个新词。在中国，推想大概从此以后，象形文字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用以称呼古埃及的文字。参见李长林：《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18页。
    ⑩参见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translated by George Boas, Princeton, 1993.
    (11)“Bilderschrift”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Arthur Ungnad提出，参见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BandⅡ, Berlin 1938, p.91.
    (12)笔者注意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并没有收录“图画文字”这一词条。我国文字学者显然将“图画文字”等同于“象形文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13)笔者对古埃及语词典中收录的古埃及字进行了随机统计，在323个字中属于“象形文字”的只有3个，约占0.9%。参见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1981, pp. 52-76.
    (14)据统计，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象形字只有364个，约占总数(9475)的3.8%，形声字7 697个，约占总数的80%。到了宋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已高达90%。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占90%以上。因此，形声字才是汉字的主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