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 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 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 ，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 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 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 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 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 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 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 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 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 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 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 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 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 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 ”，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 》，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 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 》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 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 。”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 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 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 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 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 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 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 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 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 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 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 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 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 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 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 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 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 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 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 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 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 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 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 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 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 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 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 ，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 《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 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 ，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 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 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