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 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 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 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 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 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 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 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 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 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 、“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 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 ，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 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 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 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 、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 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 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 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 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 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 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 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 “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 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 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 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 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 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 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 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 ，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 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 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 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 ，“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 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 》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 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 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 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 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 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 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 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 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 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 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 。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 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 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 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 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 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 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 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 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 《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 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 《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 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 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 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 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 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 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 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 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 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 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 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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