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作为“区域外”因素，对东北亚的历史发展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举足轻重，所以，研究美国的东北亚政策成为我们认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视角之一。
    迄今为止，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变迁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 每个时期中又存在多个发展阶段。从“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广州至甲午战争前后，是第一个时期--“史前”时期。此间限于自身的能量相对弱小，美国总体的外交目标是防止强大的外部势力侵入其本土及势力范围，因而呈现出“孤立主义”政策的特征。但是，从殖民地时代就开始逐渐形成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质，又使扩展商业和生存空间成为根植在美国立国基因中的要素之一，在东北亚问题上则表现为用有限的国家力量帮助私人商业势力获取贸易机会。不过这一时期在东北亚的利益毕竟没有构成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心，不能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所以很少得到国家力量的倾力支持。在最初的50年里，美国在这里的利益基本上是商业性质的。在此阶段，严格意义上的“东北亚”尚未纳入国际和美国的视野，但是让美国人获得巨大利润的人参、兽皮等商品作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已经将美国与东北亚密切联系起来，成为吸引和驱动美国人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向西部和西北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两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美国追随列强攫取殖民利益，对东北亚的关系也由商业扩张向经济侵略的性质转变。不过，优先考虑经济目标的美国政府认为，在此地的经济利益的分量不足以将美国海外利益的重心从南美和西南太平洋吸引过来，同时也难以判断东北亚的政局，故而没有提升东北亚在其总体利益结构中的地位。
    从甲午战争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近50年为第二个时期--“寻求机会期”。其特征是：在优先考量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根据美国与列强之间的区域现实力量对比，制定了更加主动的“门户开放”政策。此后不断加进各种帝国主义政策，演变成“门户开放”主义。在内战和重建之后，美国迅速向工业化和帝国主义阶段迈进，从貌似“保守”的“门罗主义”，逐渐走向在更广范围的扩张，不仅排挤了英、法、德在美洲的势力，而且用战争手段继承了西班牙在西半球和太平洋上的利益。急剧膨胀的空间再次吸收了美国国力增长的冲击波，在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中俄交收东三省、日俄战争、列强争夺在华筑路权、中日山东问题等东北亚的国际事件中，美国都表现出积极参与、试图主导，但又力不从心的态势。
    “一战”后，受到反共意识形态和全球利益的牵制，美国的东北亚政策表现得有些游移不定，外交目标的重心也在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之间摇摆。这不仅使得东北亚的各方无法解读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和取向，也使美国自己迷失明确的方向。在干涉苏俄远东目标、建立华盛顿体系、对待中东路事件和民国政府修约运动、中日战争、日苏冲突等重大事件中，美国参与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试图主导这里的国际事务，但是获利鲜微。事实上，此间美国对外利益的重心仍不在此地，所以东北亚依然不足以吸引美国政府倾力投入。只有少数的政治、经济界人物意识到该区域对于美国未来的重要价值，并有意识地开始尽可能地争取参与该区域角逐的机会。
    “二战”使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伴随其全球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而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进入第三个时期--“主导角逐期”，时间从“二战”后期起至冷战结束。“二战”后，美国为实现战略目标而参与割裂东北亚，建立联盟，构建“遏制链”，制造冲突，并深深卷入区域冲突之中，美国的国家力量--经济、军事力量大量投入东北亚，因而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角之一。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参与了东北亚国际事务，使东北亚国际格局多元化和复杂化，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以及传统的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性质和模式，由列强瓜分华夷秩序的遗产，转变为由中国、苏联、朝鲜、韩国、日本和美国构成的多方博弈的格局，美国首当其冲，举足轻重。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开始进入第四个时期--“合作开发期”。美国在此不仅拥有重要的战略利益，而且还有日趋重要的经济利益，国家和私人资本大量投入，有增无减。可以肯定的是，1、美国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及自身利益存在错误理解，东北亚局势仍然要度过一个“冰水交融期”；2、亚太地区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重心之一，其东北亚政策在其总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将日益重要；3、处理涉华事务成为其东北亚政策的核心，以此调整与俄、日、朝、韩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并将越来越多地面对由于中国主动参与东北亚国际事务而带来的挑战。要消除强大的冷战惯性，要依靠各方人民的需求之间、国家利益需求之间不断增多的共性和融合。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政策正在摇摆中成型，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再次占据上风，并与其战略利益日趋一致。东北亚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大趋势。
    究其渊源，除了国家实力的演变因素之外，塑造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因素还有许多方面。首先是其国家性质。资本的力量是原始的、根本的动力。垄断资本通过美国制度结构、机制影响着美国的舆论、选举过程和结果，影响着政策的决策者；垄断资本的利益极大地渗透到美国国家利益结构之中，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其次是国家利益项的比重格局及其权衡。国家利益的众多“利益项”的地位不同，需要采取的手段也不同；国家投入何种力量，取决于综合的利弊权衡，即考量政策对象国的政策和区域环境对异己力量的接纳程度与排斥反应，以及竞争对手在此区域的实力和决心，权衡博弈成本。再次，虽然捍卫国家利益是永恒的目标，但是“国家利益”的内涵却不是“永恒的”，不同时空下的国家利益及不同的国家利益认知，会导致不同内容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决策者固然是政策的最后出口，但是他们对东北亚在其国家利益中地位的认知，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外交思想，而且还深受诸多“外交影响因子”的影响，是一个多维空间中众多坐标的焦点。各种因素之间互动，合力形成决策，绝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能够决定的。可是有时在诸多因素作用下看似“必然”的过程与结果，却又被“偶然的”因素所左右。因此，检索出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轨迹也并非易事。不过，我们仍然能够从历史的轨迹中找到其中的必然联系，从各种环节中找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