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地区习指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地区。这一地区位于中国大陆东南缘，面向辽阔的海洋，背倚广袤的腹地，是中国的精粹膏腴之地。
    东南沿海城市，南起广州、澳门、香港，中经汕头、潮洲、漳州、厦门、石狮、泉州、莆田、福州、瑞安、温州、宁波、杭州，北至上海、连云港，宛如一串璀灿的明珠，散布在新月形的海岸线上，构成一组特色鲜明的城市系列。
    这些城市的历史、规模参差不齐，有的久远，有的年轻，有的硕大，有的小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外部世界联系越密切，中国对外开放度越大，这些城市越繁荣。
    当历史翻到近代一页时，当内陆城市汉唐辉煌不复存在、运河城市繁盛气象日趋式微之时，东南沿海城市虽屡遭欺凌，迭受创伤，但老城新生，新城崛起，巨埠耸立，大港庞然，形成包括国内首位都市、全国外贸中心、区域经贸中心等功能互补的组合式城市带，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使这些城市平添生气，活力大增，辟特区，建大港，引外资，新招迭出，气象万千，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前程似锦。
    东南沿海城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扮演着联系中外的桥梁、吸收外资的基地以及先行官、排头兵、试验场等诸多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其特点，其地位，其走向，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全国重视，世界注目，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本书无法对上面述及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作系统的研究，我们只是选择了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作为剖析的对象。
    一、自然地理与历史特点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制约着人们的生理机能、地区植被，构成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五口所在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最初的农业和定居聚落的出现，使先民们结束采集、渔猎、居无定所的谋生方式，从那些依河傍湖的村落中诞生了城市的雏型。东南五口所在地自然地理条件的相似之处在于：
    首先，地处沿海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农业生产。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缘，宁波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福州在闽江下游福州平原，广州跨珠江三角洲的珠江南岸，厦门是闽南沿海岛屿。这一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水热条件适中，四季分明，作为东南丘陵的零星绿洲，东南五口周边地区较早得到开发，农作物一般一年两熟或三熟。
    其次，拥有河海交汇、地理位置优越的天然良港。上海处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西接太湖流域进入运河系统，东经长江口入海，居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中枢；宁波位于余姚江、鄞江汇合地，西有浙东运河（宁波至萧山）横贯宁绍平源，东流入海，河海航远两便；福州居省内海岸线中点，沿闽江西行，可进入占全省土地面积63.8%的腹地；厦门扼闽南九龙江出海口，为大陆与台湾航运孔道；广州当珠江三大支流（东江、西江、北江）汇集处，循西江可进入广西。由珠江顺流约70公里出海。在以海洋为纽带的国际贸易网络中，五城市构成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的东南门户。
    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生活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比较一下新石器时期两处遗址：甘肃马家窑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日后的变迁，不难发现前者在相对贫困、艰苦环境中，人类所享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而后者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的早期开发和航运便利，刺激了人口聚居繁衍，使五城市相继成为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五城市历史变迁，可归纳出三个特点：
    1.东南五口周边地区的早期开发以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为主题。海潮侵袭、江流泛涨是沿海平原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威胁，上海、宁波所属的江南地区由先前的水耕火褥、人口稀少，在唐宋时期一跃而为鱼米之乡，与大运河的开凿、海塘修筑（北起盐城到南通，南由吴淞口至浙江海宁）、太湖流域水系整治，以及普遍修堤堰（宁波它山堰灌溉农田数千顷）密切相关，不仅“蓄泄有时，旱涝无虞”，且由“漕北粟，以济江南”①，一变而为江南漕米北运。治水工程对江南地貌的有限改变，从根本上改善了江南农业生产条件，拓展、便利了南北航运，使种植业的商品化生产得以尝试。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唐代修水利、筑堤围，实现粮食自给有余，成为粤地首位产粮区。东南沿海地区治水的成功，使汉唐前地僻人稀的东南边陲，由脱贫而迈上致富的台阶。
    2.种植业的商品化生产推动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商业繁荣。宋元以后江南地区蚕桑兴盛、植棉业发达，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中心，有衣被天下之誉；苏州、南京为全国丝织中心。宁波地区与湖州同为省内主要茶叶产地。福州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闽南，腹地闽江流域森林面积为全省一半以上，邻近的闽东地区是省内首位产茶区。厦门所在闽南是省内最富庶地区，土地耕作精细（粮食不能自给），是省内水果最主要产区，茶叶产最仅次于闽东。厦门为闽南、闽西的物资集散中心。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省内耕地密度最大、最主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地，鱼塘、桑园棋布，蔗糖生产始于唐，明清已有外销。明清时期，江南土布、丝绸、福建茶叶生产已具相当规模，不仅是地区参与国内贸易大宗，也是出口主要商品。
    3.五城市在不同层次区域市场首位商港地位已经确立。上海是长江、运河、南北沿海贸易的转运中枢，太湖流域最大的商港。宁波是浙东物资集散中心，福州、厦门分别是闽东、闽南的商业转运中心。广州藉珠江水系枢纽地位，是两广地区最大的河港兼海港。从五城市的贸易网点分布看，除上海之外，大多与内陆地区经济联系有限；广州可经西江进入广西，福建河运系统基本限于省境（汀江为唯一省际河道），宁波西路的浙东运河与杭嘉湖平原的钱塘江相距5公里，而钱塘江又与大运河水系相距十几公里。在河道即商道的时代，城市商业拓展往往以可通航的河流为前提，因此这四个城市区域市场的发展优势主要在沿海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邻国），上海则兼有双重优势。
    尽管浙、闽、粤绝大部分沿海属沉降型海岸和岩岸，天然良港较多（与江苏北部海蚀平原海岸、冲积海积平原海岸暗沙连绵，为航海禁区相异），但是主要由于种种原因，东南沿海地区海港资源的经济价值在近代以前未能充分开发。
    二、东南五口在传统社会的地位
    城市的出现是对农村生活的改造，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体现了区域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中国传统社会曾拥有象内陆城市、运河城市等特色鲜明的系列城市东南五口则有别于此，他们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东南五口在封建时代是区域行政中心或中国东南门户。中国古代城镇起源于人口聚居、物物交换地，或贵族封地、防御要塞。自秦实行郡县制后，城镇发展在数最、分布上与行政网络的建立和区域经济开发同步。秦在战国发展基础上设48郡、八九百县，较大的城镇250个②，比春秋时代增加一倍，广州、福州因成为郡（县）治所而呈现城的最初轮廓。宁波在唐代，上海在元先后加入州（县）治所列。这四个城市被纳入王朝行政系统后延续未变，其中广州、福州升至区域首位政治中心，平南王的加封、拱北楼之设是其负有辖地守疆使命的象征。厦门是在明代以后崛起的，这一地区在宋元以前对外门户的角色，是由厦门的邻居泉州充当的。
    作为封建王朝的东南门户，五城市或被指定为海上对外交往出入口岸（广州），或作为防御要塞（厦门、宁波）。在明清两代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四口一度被辟为“通洋正口”，代皇室采办洋货，禁通番、征私货、抑奸商是这些朝贡贸易口岸的主要职责。朝贡贸易的主旨不是追求交易之物的经济价值，而是交易本身的社会价值。以朝贡贸易为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体现了封建王朝严守夷夏之辨的文化排他性。
    第二，东南五口航运枢纽作用在自然经济时代未能充分发挥。商埠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数最极为有限。先秦的商业城市计二三十座，占城镇总数的四分之一。汉代670座城，比秦增加一倍，商业名城仅8座，分布已由黄河流域南进，以渤海湾、长江三角洲、杭州湾相对密集。此类商埠多属本地区的土特产集散地、手工业中心，市场有限。隋唐运河城市崛起，形成跨地区南北商品流通网，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四大商城。宋元以后，虽有东南沿海商埠继起，但运河仍然是中国大陆的首位商路，运河城市作为系列商埠的榜首地位未曾动摇。明初国内33个大中型工商城市中，运河附近占二分之一，长江流域次之，沿海地区居三③。因商业繁华而享誉的苏州、杭州、汉口、景德镇、朱仙镇、佛山也无一是沿海城市。限于朝贡贸易制度和海禁、迁界的政策干预，东南沿海五城市在开辟海外市场，沟通运河、长江与南北沿海、海外贸易方面的转运枢纽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第三，明清时代东南五口是民间海商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经营基地。东南沿海地区人口自汉唐人口重心由北南移以来，持续增长：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与西汉元始七年（2年）相比，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人口比率由83:16:1转变为63:33:4。唐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重心。宋代人口分布东西差异明显，清初人口重心偏东南，东南沿海各省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④，呈现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明显态势，以江苏居首位。地不敷口的沉重压力，刺激人口流动和分工趋细，引导乡民谋生方式向海洋拓展。在闽粤沿海地区出现向东南亚移民垦殖业的同时，东南五口相应成为民间海商最初的汇集地：上海客商以浙、闽、粤为劲旅；“走广”使广州城西区为闽商聚居地；厦门商人多以挟货贩海为利薮。会馆作为封建时代中等以上城市常见的建筑，索以桑梓之情为纽带，以官宦、科举为基础，在东南五口却与商港共存共荣。沿海埠际贸易和海外远程贸易的开拓，加快了五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进程，广州十三商行跃居商界首位，上海沙船商称雄南北洋，厦门由军港而添商港之象。五口成为中国大陆参与太平洋西海岸东亚、东南亚贸易圈的重要商港，构成了运河系列商埠以外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流露了古代中国人对一种东南生活方式的欣慕。以五口为主要经营基地的民间海商，率先转向更富有诱惑和挑战的生活方式。由治水而闯海，象征着五口地区居民对资源利用日趋合理。近代以前民间海商在东南五口的经营，以其沟通海外贸易与连接大陆区域贸易网的双重优势，在商品进出类别、总量、市场范围方面已居全国前列。因此，东南五口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商业革命的孕育，创造了相对优越的内部条件。
    第四，开埠以前东南五口已被英国列为在中国开拓商路的目标。十六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信息、运输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原来分片分块、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区逐渐被联成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明清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应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海外贸易的远东市场。先有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继有荷兰人强占台湾。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经历一系列技术发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工场工业阶段，资本由机器而形成的价值增殖，与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劳动者人数成正比，市场拓展由国内延伸到远东。欧洲-印度-中国，英国的商品顺势东进。1786年英制棉布试销广州，1830年代初期，进口棉纱在广州近郊引发骚动；乡民宣布“要烧毁进入他们村庄的任何进口棉纱”，如有人从广州买洋纱入境，一经擒获，立即处死”⑤。但是，巨大的利润、诱人的前景驱使英商利益集团千方百计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被废止，英商转请政府干预解决对华贸易。鉴于中英商务处于不稳定、无保护状态，地方官任意扣收税饷，行商垄断贸易；鉴于中国法律禁止外国人携带妻室家属来华；鉴于“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全然异趣，不列颠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统治”，英商要求本国政府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贸易基地，藉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和干扰”。所谓“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保护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英商在1840年的一封致侵华英军总司令的信中认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是最值得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贸易的口岸⑥。英国在马嘎尔尼使华要求开放沿海口岸通商遭拒半个世纪后，决定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之门。屈辱的《南京条约》，终于将东南五口的名字长久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