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中外古今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著名历史学 家刘知几作《史通》、章学诚作《文史通义》论述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的 梁启超专门作《历史研究法》，总结了中国以往的历史编纂学，并吸收了外国研究历史 编纂的一些成果。外国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著名历史学 家汤恩比，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边疆历史学派，等等。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编纂法 的，所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的、粗浅的知识，大概地作一介绍，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编写历史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 《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五帝本纪》黄帝记起，至汉武帝《 今上本纪》，成为一部通史，略古详今，最详细的是秦汉时期。如此连续未中断的历史 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巴比伦也是文明古国，但它们那里变化很大，今 天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已经不是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直接后裔，历史已然中断。文 明古国印度也没有完整、系统的历史记录，关于中世纪的史书很少，有的需要依靠中国 唐朝《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而中国的史书十分丰富，中国古代将知识分类为经、史、子、集，“经”即古代圣人 传下的十三经，“史”即历史，“子”即各派学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 、纵横家等，“集”即诗文集--主要是文学作品，史部列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
    为什么中国历史有连续未中断的记录，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 的责任。
    “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霸王之间的斗争），其文则史（文字成为历史），其义 则丘窃取之（包含的道理、观点，为孔丘得到了）”[1]，表明孔子就十分重视历史。汉 朝的太史令司马谈曾言：“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2]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志愿 ，作《史记》，流传后世。重视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且中国古代统治者 也十分重视历史。唐太宗，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历史记载的皇帝，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他 与其子在位时完成的，占1/3。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镜鉴”[ 3]，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元世祖忽必烈，虽是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同样重视 历史，言“不可亡前人之史，若不立史馆，后世亦不知有今日”[4]，命令建立史馆， 编纂历史。清朝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5]，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 高度。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台湾，就禁止讲习中国史。人类社会有昨天、有今天、有明 天，现在的社会是过去的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 法、政策，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所以人类要开辟未来美好社会，离不开学习历史，总 结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只有借鉴历史，才能够胜利地走向未来。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是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中国有凝聚力的表现，是保证中国 悠久文明传承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所以有连续不断历史记录，还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即开馆修史，专门设立 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政府机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
    关于中国远古的史学机构记载较少，但《礼记》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6]。古 代还有很多类似与史有关的官职设置，如内史、外史、太史等等。春秋战国普遍设有史 官，所谓“孔子作春秋，观百二十国宝书”，“宝书”即指各国的史书。西汉设太史令 ，而且是世袭官职，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不仅是藏书机构，也是史学 机构，其官称兰台令，如班固，也是世袭的，其父班彪，其妹班昭都供职兰台令。魏晋 设有著作郎修史。魏晋后，分裂割据，出现了许多国家，许多朝代，虽然政权不稳，经 常改朝换代，但都修纂自己的历史，非常盛行，出现了修国史的高潮。三国都有自己的 国史，但多已失传，只有陈寿《三国志》流传，连同裴松之的注本都保存下来了。因为 《三国志》不完整，只有本纪、传，没有志、表，裴松之的注释将其时的三国史料记载 下来，保存了三国历史的丰富记录。晋人修晋史达13种，可惜未能流传。十六国修史书 29种，其中16种是写国史，即本朝人修本朝史。南朝有很多史书，尤其是宋时，开设儒 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除记述当代史外，还有“起居注 ”，记录君王的言论行事，《魏书·经籍志》记载有41部两晋南北朝的起居注，这些著 作只有沈约的《宋书》、肖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北魏书》等少数史书流传下来 ，沈、肖、魏三书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失传既有社会原因，如战争多、印 刷术不发达，也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多数为私人修史，所见不广，资料的搜集不完备， 仓促成书，有局限性，水平不高，当更好的史书出现时，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了。 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唐太 宗非常重视修史，从唐太宗到唐高宗，通过设立史馆修成8部纪传体史书，由宰相监修 ，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等，还有所谓御修史书，如《晋书》中的《王羲之传》等 是由唐太宗撰写的。故《晋书》冠以御纂之名。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正史的编写 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 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并 且越到后世，越不可能。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 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 中的地位、作用得到确立。唐朝国史馆除修国史外，还修“起居注”，记载君主言行， 修“实录”，用编年体记国家大事，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 韩愈的《顺宗实录》，这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为了使国史馆了解当代 的事情，积累文献史料，朝廷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将档案移交史馆 。由于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也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史馆修史保证了有连续 不断的历史记录。为前代修史的传统也沿袭下来，唐朝为前朝修了8部史书，宋朝为唐 朝修史，元朝为宋辽金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清朝为明朝修史，直至民国为清朝修史 ，但民国所修的清史不太理想。
    新中国建国初期，董必武建议修两部历史，一是重修清史，一是修中国共产党史，受 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吴晗同志与我谈及此事，当时周恩来总理委托吴 晗同志搞一个修清史的规划。吴晗想建立清史馆，但当时缺乏研究清史的学者，所以考 虑先从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开始，但“大跃进”时被搁置下来。20世纪60年代批判《海瑞 罢官》前夕，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 清史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将建议重修清史的一封人民来信转到中国社会科 学院办理，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举，未能进行。2001年中央再次关注修清史 的问题，现正在酝酿清史编纂问题，可见修清史的问题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