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与胡绳同志20多年的接触所感受到的，他也是这种价值观念。他完全可以像小平 同志说的做另外的选择，或者像有的老同志、老理论家那样，发发议论、讲讲意见就可 以了，何必还像中青年时期那样夜以继日地伏案爬格咧。特别是在他年老病重 之后，该全休了！但是，他没有作这种选择。这是因为他患有写作癖吗？非也。他虽然大 半生吃的是写作饭，但并不是写作匠，而是博古通今、览读群书的大学者，且“束发从 学，窃好吟咏”，具有诗人的才华。因此，他也可以泛泛阅读作消遣，或以寻章咏哦排 闲情。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这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怎么解释他的学术情结呢？这只能说 是一种追求吧！请读他的诗作：“揽镜居然八十春”，“老遇明时倍旺神”；“此心不 与年俱老”，“尘凡多变敢求真”。“自知于世无多补”，“伏枥千里”志“犹存”； “朝云暮雨写春秋”，“繁花争笑白头人”。
    可能有熟悉胡绳同志诗作的会说，在他的诗集里没有这样一首诗啊。是的，但是，就 这里的每一句而言，却都是他的。我只不过是将他的多首诗句集结在一起而矣。因此， 诗中所言之志，百分之百是他的思想情怀，表达的是他晚年的精神追求。正是这样的一 种驱动力，他置生死病痛于不顾，“一笑癌魔何奈我”，“苍苍莽莽自雄奇”。
    什么是“胡绳现象”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一往无前，老益弥 坚，攀登高峰，不断创新，终于铸就成最后20多年学术的新辉煌。这在当代中国理论界 是个奇迹！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个奇迹！
    第二个问题：胡绳晚年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这里从中国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说起。胡绳同志作为历史学家，既以近代史的巨著 而享有盛名，又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之职长期领导全国的党史研究大军。他在研究近 代史和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过程中 ，及其此后，对一些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有新的思考。有些见解很富新意，推动了近 代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在阐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文章中，通过总结经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对我们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主要论列以下13个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连绵不断， 但贬斥、否定革命之声从未间断，在80年代曾鹊噪一时。胡绳同志说：一些人认为改良 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当改良受 挫时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当 改良和改良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步骤和方法，在同旧势力斗争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当革命形势已经出现、革命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 ，改良主义如果将斗争锋芒指向革命，旧势力就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这时的改 良就起着否定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
    关于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的问题，胡绳同志极表赞同。但是他认为，以现代化 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反之，如果不用，近代史 上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近 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是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触动旧制度 的根基，在某些方面极有限度地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二是突破帝国主义所 允许的范围，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来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两种倾向难以分辨，但却泾渭 分明。洋务派属于前一倾向最早的代表人，维新派则是后一倾向的先驱。要说清楚这些 问题，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那种认为中国如果经过几十年 殖民化过程，就会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极端无知的昏话。
    胡绳同志的这些观点，也许比较传统。但这正表明在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 的立场和观点极其鲜明。对不正确的观点，不是作空泛的批评，而是以深入的分析给人 以启迪。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在过去的 党史书上被称为“三大论战”之一，作了完全充分的肯定。90年代初，在他负责抓的那 两本书中，他已对传统的评价作了修正，在积极肯定这场论争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存在的 缺点。从1995年3月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开始， 胡绳就在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思；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演讲时，又作了新的阐发。他一方面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批评社会主义的高谈阔论中 虽然夹杂着近似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某些话，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将 此前讲过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作了展开阐述。他说：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 义者的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 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他们不懂 得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 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 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为驳斥这种观点，需要作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 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会染上民粹主 义色彩。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是总结了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这方面错误 ，而在理论认识上去作追根究底的深层思考。
    （三）关于“中间势力”。胡绳同志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书的谈话，1995年3月开篇就是讲这个问题。一个月之后，又作了展开性的阐发。他认 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当 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胡绳同志认为，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 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 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 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做工作之后才会跟着 共产党走。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说，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 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 之间的争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胡适提倡“ 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讲的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这样的看法，你说我们就没有想过？也不是。但是，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理论勇气，顾虑比较多；第二我们思考得没有胡绳同志那么深入和清楚，道理讲得不充分，也就缺乏胡绳那样的理论勇气了。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正是胡绳同志鳌立群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