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早在1995年讲“三个角色”的谈话中，胡绳同志就 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的。当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其认识水平高 过了党内其他人。他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 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讲话时，这个观点更明确了。他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没有解决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30年代前期的 “左”倾机会主义，就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言，其基本性质是民粹主义。毛主席是在 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 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正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主席有一系列明 确的论述，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联系，胡绳同志还谈到了 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发生的问题，认为在50年代也滋长了曾经批判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 义的思想，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有点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就提出了一个有重大影 响的问题。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胡绳同志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说胡绳 同志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云云。那么，胡绳同志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只要通读胡绳同志 的全篇文章，通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通读他主编的《七十年》，根本得 不出这个结论。就我参与主持的经他审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来说，也不存 在这个问题。传言代替不了事实。我可以负责地说，他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第二 个《历史决议》精神，基本肯定三大改造的。那么，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 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 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讲缺点，分析原因，丝毫不等于是否定成绩。这是两码事。举个例子 ，我们不是都经历过“三讲”吗？要求就是重在检讨缺点错误，分析原因危害嘛。难道 那个要求就是旨在否定成绩，歪曲自身的历史吗？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评价历史事件 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及格标准），总结经验教训又是一个标准（我曾比喻为优秀标准） 。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因而不能将这两个标准衡量的不同问题混为一谈。有些同志不 能区别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对胡绳同志的观点产生了误解和非议。当然，不这样提出问 题，正如写党史对有些敏感问题要采用少引起歧义的方式来表述一样，作为学术问题是 可以商榷讨论的。不过，这时他本人已病重，没有精力进行解释和答辩了。就此而言， 也可以说，他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五）关于抛弃苏联模式与20年间发生的“左”的错误。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决心 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就出 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发生边境军事冲突，造成 两国间关系破裂近30年。二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发生持续的“左”的错误，特别是 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那么，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呢？它与抛弃苏联模式是怎样的关系？能否说与其出现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还不如 当初不作出冒风险的选择？这是在评价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时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这样那样的答案都有，但往往顾此失彼，难以说圆。胡绳同志开始在《论中国的改革 开放》一文中，随后又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等文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抛弃苏联模式当然会对两国关系发生影响，也可以说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因 为苏联那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 儿，且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着对老大哥的崇敬。因此，这是党的最艰难的决策之一。但中 国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独立地进 行探索，因而也就不能不冒点风险。对中国闹独立性，老大哥自然不喜欢，因而在中国 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就对出现的缺点错误进行并非真诚帮助的同志式 的批评，而是带有嘲弄、侮辱性的攻击，其间又发生了“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 样涉及中国主权的争论，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直至破裂。 就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言，双方都有错误，但就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不做苏联的“卫星国 ”而言，则是正确的。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维护的利益，何况中国还是一个社 会主义大国呢！这些分析大抵是小平同志的观点。胡绳同志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意在于提 出了一个反证。他说：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必要，但是经过了 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中 国共产党在中苏关系上作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作这样的决策，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一 个大“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8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将50年代独立探索的决策，放在数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论 述，更展现了当年决策的必要性。这样的分析令人不得不服。
    对于抛弃苏联模式以后出现的长时间“左”的错误，胡绳同志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 他说：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经验，犯了许多错误，及至在“文化大革命” 中使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出现“天下大乱”的局势，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出现这些错误 的发端虽然是由于另辟蹊径，但是，发生这些错误的实质却不在于此，而是错误地运用 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将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搬用在 生产战线、政治战线，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结果却是适 得其反。胡绳同志强调，这20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获得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当初的独立探索，固然没有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模式的弊 病，并且在后来的探索中还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当初的独立探索，就不可能有20 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探索，后来的探索正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时期 的亲身体验，“给了我们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从而更加使人感到： 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太 难得了。这又证明，当初下定抛弃苏联模式的决心，从长远眼光来说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经过胡绳同志这样一分析，抛弃苏联模式和20年“左”的错误，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两 件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层层“剥笋”，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说清楚了。 这充分表现出他以辩证思维驾驭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