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解为：“大”乃“推崇、重视”之 义；“一统”乃“元始、根基”之义；“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 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 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 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都曾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 限的幻想空间，也给军事家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 ”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为欧洲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 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政治锻造，早已深入人 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一直处于理念思维阶段，在现实政治生 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欧洲“大一统” 的现实可能性。
    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开始萌芽，随着阶级社会发 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 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君统 与宗统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注 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靠父子 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 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 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通 过分封制将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 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 ‘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二是王 朝更替时“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 ，那么商汤灭夏时则对王已有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 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即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而且历数夏王罪行， “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在此基础上，商汤才 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 ，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商纣王对地方势力滥加杀戮 ，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 商容。这些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叛亲离，如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 疵、少师疆、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 ，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400） 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 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 、被承认的国家，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 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 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控制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 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 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以上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 ”。但是，三代时期“大一统”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这 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动乱，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诸子百家身 处乱世却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 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 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孟子说：君仁臣义， 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天无 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 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王 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 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 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 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他甚至设计了具体制度的大 一统：“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 ，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 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p.68～69）。显然这些都是对政治 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在“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 未断绝[11]（p.218）。
    中国的“大一统”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 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为之努力不懈。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 后，其领袖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 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