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古代各朝代统治者均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家也大都具有远大的政 治抱负、积极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儒学以其兼容并包 的特性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到一条稳定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儒士们遵循“天下有道则 见，无道则隐”[24]（卷第八，p.104）的原则，以孔子为榜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 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5]（公孙丑章句上，p.63），“仕而优则学，学而优 则仕”[24]（卷第十九，p.259）。身处太平盛世，他们便身体力行地实践儒家理想。如 逢乱世，他们也不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寻求通向“治”的途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滕文公章句下，p.155）， 以特有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无论治乱，都可以有所作为。因此 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相当完备，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得力工具。自秦汉以来，虽 然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也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但相对于儒家文化，它 们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从学术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儒、释、道三家并存， 但作为官方政治理论并被公开、长期地提倡的却只有儒家文化。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 ，治天下则不得不求助于儒生；赵宋政权半部《论语》得天下，其后为长治久安而不得 不接受赵普建议再用另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可见，儒家学说既是中国古代统治者 的理论基础，又是历代统治经验的载体，是他们须臾不可离的政治工具。这是儒家文化 与政治的亲和力所决定的。
    与此不同的是，在欧洲历史上，学者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古希 腊哲学家备受尊崇，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德谟克利特，生前就受到家乡阿布 德拉人的敬重，并为他立了一尊铜像，死后国家又出资为他举行隆重葬礼；苏格拉底被 选为雅典“五百人会议”成员；柏拉图三次被叙拉古王邀请前去做实现其理想国的实验 ；亚里士多德被聘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但是这些人的学术兴趣并不主要集中在政治理论 上，一旦疏离政治，便转以学术作为谋生手段。这与“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 穷”，“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26]（让王，p.765）的孔子形成鲜明对 照。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垄断欧洲文化教育，学术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对神权体系合理 性的论证远多于对王权合理性的论证。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才以“主权在民”的思想彻 底挣脱宗教束缚，直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与其政权之间才建立起 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说，在西方古代，文化与政治长期处于脱节状态，致使欧洲政治史 一直处在相对任意发展之中，显出极大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在中西方古代社会，“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都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 理想，其结果的不同是中西政治实践的差异所致，同时与中西方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关 注程度和关注角度不同也有密切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政治发展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 忽略了思想文化发展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反作用。其实思想文化并不是社会现实的被动的 反映者，而是能动的反映者，这不仅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 而且也表现在人们认识和反映世界也是有选择的，选择的差异必然带来社会实践的不同 和实践结果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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