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粤省舆论界重点宣传的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完全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粤省舆论界的宣传重点，也就根据国民党的需要来确定，着重阐述了所谓领袖与民族前途的关系、西安事变的起因、“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联苏容共”问题以及国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映等方面的问题。
    鼓吹蒋介石为唯一的领袖和绝对权威，这是广东舆论界尤为突出的宣传重点。公共舆论一致强调，“国家不能没有领袖--一个国家之需要领袖来领导即如一辆火车之需要火车头一样的重要”，（18）“今日我国家民族向复兴之途迈进，必须有精神上之领袖。”⑦蒋介石被吹捧为“民族之救星，国家之柱石”（19）和“全国国民精神上之灵魂”。（20）所谓“今日领袖为暴力所劫持，为救国而蒙难，我全国国民应视为国家民族生命之安危，遭受最大之阻厄”，⑦“维护领袖之生命，即为维护国家民族之生命。”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观动机，是国内外相当关心的重要问题，广东舆论界对此有三种解释：有人认为“究其动机，仍为封建思想作祟，仍不外为其传统的军阀思想之复活，而无视于整个国家与整个民族之利益与前途”，（21）简单地说“是张学良想‘升官发财’和未开发的西北不能满足张逆部下的奢望，故此，他不顾国人的责骂而断然勾结民族罪人的共匪，在西安举兵叛变”。（19）也有人认为，“西安事变虽有种种原因，然直接受于赤匪之煽惑，当为重大原因之一。”（22）还有人提出，张、杨“劫持领袖”，是“欲籍以变更国策，动摇国本”，即主张“容共抗日”。（21）国民党党报极力淡化或诋毁张学良的政治主张，企图将事变归咎于张学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是军阀思想作祟。
    国民党利用宣传工具，极力维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再强调“既定之国策”不能变更，反对“容共抗日”的主张和要求。他们颠倒黑白，诽谤共产党及革命武装，谓：“东北沦陷，五载于兹。国人痛心失地，热血沸腾。或高唱联合抗敌之说、或附和容共之论，籍为御侮之资，实则此乃赤匪所播之烟幕，一部分人士，贸然不察，深寄同情，殊不知赤匪一贯之主张，乃在毁灭祖国，拍卖民族。特假抗敌之烟幕，以遂其窃夺之野心。”（23）他们认为，“容共主张，更属乖谬，盖赤匪出卖民族，陷我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尽人皆知，乃欲以此号召国人，宁非丧心病狂。”（24）他们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妥协，强调“我国国情需要，只有实施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绝对不能容纳共产党之荒谬理论”，③要求共产党“有悔祸之诚意”，自动脱离第三国际背景，取消红军，解除武装，取消苏维埃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名称，放弃阶级斗争手段。
    为了增强舆论宣传效果，国民党利用教育界人士和社会名人之笔墨，混淆是非、迷惑社会大众。西安事变后，邹鲁、傅斯年和胡适都为国民党作了舆论宣传。
    邹鲁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山大学校长，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活动，12月22日搭乘“亚洲皇后号”进京为国民党出谋划策。1937年1月，他向中大学子们吹捧蒋介石有“严肃宽厚的风度”，宣称“全体国民在国家发生这种重大危机的时候，均能一致的热烈表示拥护中央，可见得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比较从前大为进步，对于国事的认识，比较从前更为深刻”；他表示西安事变的解决，“运用和平方法，避免军事行动，为国家保存不少的元气”。（25）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过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学系和历史系主任。他在《中央日报》发表的《营救伪座与处置陕变办法》一文，分别为《广州民国日报》和广东《军训月刊》转载。傅斯年在文中说明下列论点：第一，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他说：“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有理智的人所共晓的；除非汉奸共党和不明大体的少数人，没有希望蒋公在此时失其为国家服务之机会的，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本是人人心中的意识。”第二，必须武力营救。他说：“我以为最有效的法子是坚定政府的立场，神速的用兵把西安团团围住，然后方可有话对张逆说，然后说话方可生效。如以‘投鼠忌器’之故，并调兵也不肯积极，可真要坏事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置之于死地，再放开一条生路，蒋公必可脱险的。若是现在就与他谈‘政治’，则完全人其陷阱中，他决不放蒋公走的。”第三，西安事变无国际背景。他说：“张贼此番现行动，我不相信有若何国际背景为策动，因为我们相信，他这举动，俄国决不会无虑。俄国现在决不愿绥远不守，以致影响整个我们的西北，以及外蒙，俄国现在决不愿中国大混乱，以增加他的最大敌人的势力，而且俄国近来正在拉拢英美，不惜制宪法保财产力、组宗教以媚之，英美又是绝不愿中国混乱的，法美英俄之连锁性地渐对中国取一致态度，是明显的事实。”（26）
    胡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他对张学良发动“兵谏”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事变后不久，东北军曾派人在胡适举办的“骑河楼聚餐会”上进行游说，谓：“张学良主张抗日不反共，他认为中国不能两面作战，不得已才兵谏”；胡适立即反驳曰：“什么叫做兵谏？就军队来说，这是犯上作乱。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20年。”（27）12月25日，《广东财政日刊》刊登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此文反映了胡适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
    第一，对同情张学良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说：“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惟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混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嘹事实，总感觉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
    第二，主张对西北军采取武力镇压。他说：“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所以，“16日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常，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得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胁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所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
    第三，他根本反对“联共抗战”的主张，谓：“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①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②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绝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③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⑦
    傅斯年和胡适对张学良、对共产党都抱有很深的成见，他们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不能代表知识界的意愿。即使是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也不得不认清形势，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此外，广东舆论界非常重视国际舆论反映，集中报道了日、俄、美、英、法等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日本各界十分关心事态的发展，鉴于局势尚未明朗，同时又估计英、美将反对中国任何“容共”运动、张学良不可能支配中国大局，日本政府决定“静观事态之演变，并避免积极行动”。（29）蒋介石获释后，粤省舆论界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毫无根据地乐观起来。例如《广州民国日报》提出，西安事变解决后，日本将变更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在最近将来必可因此改换，形成“九一八”以来前所未有的中日新气象，因为“日本现已洞察中国充分表露之坚实强厚国力，而重新确立对华突转柔化政策，乃为必然的结果”。（30）《国华报》断言，“日人昔之以为可延迟观望，以待中国内部之生变者，至是已可断言其绝望。吾国即无可乘之机隙，而中日之不良关系，断不能长此迁延，为日本自身计，亦不能不急求决策，以解决此影响两国人民生活之悬案。”（31）次日，该报又强调：“西安事变后，日本全国舆论为之一变，认为对华政策有重新检讨之必要。盖一方既证实威压政策之无当，一方更了知中国内部之团结已极坚，遂不得不思改变其政策，此实为中国民族复兴前途一大转机。”（32）然而，日本于次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实证明，粤省舆论界对日本的侵略本性估计不足，他们希望日本改弦更张，放弃对华侵略政策，这只是一厢情愿。
    苏联、美国及欧洲主要国家均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日内瓦日报》“批评张学良叛变事，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国统一将成，共匪将清之际，乃突出此变，使人疑虑莫释，晋陕残匪，在中央军队压迫之下，即可肃清，对日谈判亦已取坚强态度，中国在世界上，即可成为强国之一，不图竟以张学良之叛变，而致功亏一篑，张氏叛变目的，无非在争夺私利，张氏失败，则中国亦大伤元气矣。”（33）
    苏联不仅公开否定与张学良缔结攻守同盟，而且在《消息报》撰文攻击张学良，谓：“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防御力量之团结，……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34）苏联媒体毫无根据地认定“张学良此次叛变，谓纯为日本在华新阴谋，其目的在阻止中国之统一，及破坏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美国《纽约时报》称：“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35）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36）
    上述关于国外舆论界对西安事变反映的报道，较真实地指出美、苏、英、法等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事变以免内战和分裂；但同时也有许多不实之处，如故意抬高蒋介石的国际声誉和地位，夸大和捏造国际舆论对张学良的指责，关于日本政府有意改变对华侵略政策的论调，则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