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粤省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再认识
    193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事过境迁，广东舆论界对西安事变有了新的认识，对张学良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社会舆论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能够更加理性地总结此次事件，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形势下并肩抗战，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在此形势下，粤省当局暂时放松了对舆论界的严格控制，新闻工作者有了一点讲真话的机会，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自然与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区别。
    在报刊上，张学良不再是洪水猛兽；相反，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和张学良提出的主张得到了基本肯定。舆论认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似乎都认为是张学良氏的‘犯上作乱’，但是到今天客观事实的批判，张学良当时所提出的八大主张，已经成为今天不可动摇的抗战国策，现在我们固然不必或者不能替张学良来辩护当时的‘犯上作乱’的举动，但是我们认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倒不是张学良，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掠和满洲‘亡道政治’的必然结果，当时的东北军，一面痛心于国破家亡，一方面灰心于无前途的‘剿匪’内战！张学良在这样表里矛盾夹攻之中，不能不乘机突破此种洞若观火的膜障，从绝路里找出一线生机。其次因为内战的无限延长，使国力民财，几乎消耗殆尽，而强敌压境又与日俱增，全国的民心和党政当局的先进，都已经觉悟到只有结束内战，是团结抗战挽救危机的唯一法门。张学良于事变以前，奔走各方，未始不因饱受此种刺激和暗示，以致助长其一惊人之举动！第三，共产党策略的彻底转变，坚决主张建立抗日的统一阵线！并且用实际的行动与宣传，动摇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匪信念，使停止内战的口号，由少数人的呐喊发展而为全国民意的重心！”
    上述对于西安事变发生原因的分析和描述，真实地反映了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和张学良复杂的心理活动。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也在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的“兵谏”是愤而无奈之下的惊人之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全国民意的重心。社会舆论还肯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认为西安事变以后，仅仅7个月的时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随即展开了全国长期抵抗的神圣战争，“这证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是挽救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地忌视和恐惧西安事变的后果，因此更迅速地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
    此时，人们开始总结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方面“确实地结束了民国的内战史，使中国的一切枪口，转向对外，迅速完成了全国空前的统一局面”；另一方面“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了这次的分歧而血战十年的两党，在强敌压境的危局之中，捐弃了一切过去的意气和成见，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在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开展抗日救国的实践工作，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民族统一战线。”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国统一的根基，“回溯这一年前的突变，更可以发现和证明这次事变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同时，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各项主张，这使他“由一党一派的领袖一跃而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战最高领袖”。
    此外，舆论界乐观地指出，目前我们虽然失去了平津，并且也许还有暂时的失利，“但是政府抗战的决心，全国民心的统一，联合的阵线的展开，并没有因为军事的一时失利而灰心，涣散或停滞下来”，所以中国一定能够争取最后的胜利。当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南京政府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必须更适合战时的要求；军队素质的改革，必须提高兵士的政治教育与待遇；民众运动的彻底开放，使广大的工农大众能够民主自动的组织训练，武装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因为没有这些‘彻底更始’，最后胜利便是自欺欺人的空谈！”（37）
    西安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是中国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表现，也是蒋介石政府长期排斥异己，压制民众抗日的必然结果。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粤省政府采取种种手段和措施，扼杀言论自由，压制民意，颠倒黑白，否定国民党内部“容共抗日”的要求，诋毁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理建议，为蒋介石高唱赞歌，顽固地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宣传鼓动，摇旗呐喊。但是民意不可违，蒋介石政府最终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合理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深得民心。在敌氛日炽和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发生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共产党深明大义，顺应民意，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是民众的共同愿望，是历史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