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学者往来于政界是一个显著的美国政治文化现象。在美国，由于政治、法律、工商业、学术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一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能够灵活地相互跨越各自领域，因此学者在进入政坛，为政府出谋划策，然后再回到学术界等方面并无明显的禁忌或障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决策者及各级官员为了国家利益大力招募智囊，以获取有关经济、国防、外交等问题的建议。从学者的角度来看，许多属于各类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家也主动参与到政府决策事务当中，将专业知识或学术成果应用于决策实践。其中苏联学家群体因其专业方向的强烈政策实用性而始终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诸如担任最高决策层的顾问、参与国会的各项活动以及在涉及外交与国防的联邦行政机构从事具体工作或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许多杰出的美国苏联学家都曾有过政府工作的经历，有的甚至还成为最高决策层本身的一员。可以说，这些学者在相关情报的分析和利用、冷战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针对苏联的谈判和交往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美国相关学者或官员的访谈、回忆及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学的政治化、苏联学家与政府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旨在深化我们对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史和实践功能的认识。
    一
    自美国苏联学产生之日起，学术政治化的问题在该领域就一直存在。这里所说“学术政治化”，指科学研究中的方法或理论问题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及政府决策等政治因素相互融合的现象。在美国政府甚至一般的美国公民看来，苏联一直是“极权与专制”的象征，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及基本价值观等方面与自视为世界上“自由与民主”的代表的美国始终对立。苏联在战后的迅速崛起，进一步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必须加强对苏联国情的了解，并以宣传战和心理战的方式反击苏联。因此，几乎所有涉及苏联的研究课题以及美国对苏政策都被美苏对峙的现实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这就决定了冷战时期的美国苏联学要比其他任何区域研究或社会科学学科更加趋于政治化，从而使美国苏联学在本质上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有关苏联国情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涉及外交和国防事务的政策关注领域①。由此可见，学术政治化构成了美国苏联学影响政府决策的基础，同时也体现在一些苏联学家穿梭于政界与学界之间的职业生涯当中。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详细探讨，这里暂且着眼于苏联学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
    首先，美国苏联学家学术工作的首要出发点，是为了满足来自社会各方的政治需求。在冷战背景下，连一般的美国社会科学家要研究一些热点问题都不可能不涉及政治，或者说难以避免被政治因素所干预，对于苏联学家来说，学术研究工作无法超脱于现实政治的情形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是关于革命前俄国史的研究课题，其落脚点都往往在于影射苏联②，至于在国家安全、军备控制等一些与政策关联最为紧密的领域，苏联学家长期以来更是完全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工作。例如，美国各大高校中的苏联问题研究机构，就是在政府对苏联及美苏关系问题高度关注的刺激之下，先后于战后初期和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建立的。这些机构一方面为涉及外交事务或情报分析的政府部门输送大量精通俄语并了解苏联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则在政府或军方的资助下承担诸多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的研究项目。此外，还有许多苏联学家应兰德公司、中央情报局的要求，针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定期展开评估，或者以顾问的身份向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建议并为国会的相关立法做出论证③。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苏联学家工作动机的政治属性和政治需求，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联学的发展。
    其次，多数美国苏联学家本来就持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或属于特定的政治派别。在美国苏联学界，学者们各自都有针对苏联的基本态度，而这一态度影响着他们在美国政治光谱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杜克大学的杰里·休(Jerry Hough)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塞韦伦·比亚勒(Seweryn Bialer)都被视为相对中间偏左的学者，而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和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则被视为处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④。显然，当一个苏联学家持有某种政治观点或属于某一政治派别的时候，他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便倾向于从该政治观点或派别所代表的立场出发，并且将主动去捍卫而不是反思甚至抛弃那种立场。因此，苏联学家无论是在其研究工作中引入政治观点，还是将其政治观点披上学术外衣作为伪装，都反映了在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学术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进行的渗透。尽管多数美国苏联学家倾向于政治自由主义⑤，但该领域的政治氛围却并非完全静态，而是随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情绪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苏联学界就曾出现明显的普遍右转。
    最后，多数美国苏联学家热衷于参与有关国防或外交政策的公共辩论。据大卫·恩格曼的粗略统计，在1945-1960年间，仅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两座苏联学重镇的学者就撰写了数百篇关于苏联问题或苏美关系的政论文章，频繁发表在《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这类主流新闻媒体以及顶级专业刊物《外交》杂志上。平均来看，两所高校的十多位著名学者每年都会有至少一篇文章发表在《外交》杂志，每季度都会有至少一篇文章发表在主流的报纸或杂志，而且这些文章几乎每月还会被引用或评论⑥。在这方面，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较为典型的。他于1950年起在哈佛大学先后作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始了其职业生涯，但因他认为纽约是“一个对于有着积极政治倾向的人来说更好的舞台”，所以在1960年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很快在政策领域崭露头角。1960年代，他频繁进出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一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也是各大报纸杂志政论版的常客，甚至在《外交》上也总能够看到他的文章⑦。布热津斯基公开表达了坚决对苏强硬的态度，因而也被称为“300年来第一个真正揪住俄国人不放的波兰人”⑧。
    学术政治化更多地是一个程度而非真假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难于被精确分析的问题。总的来说，前文所列举的现象虽然仅仅是苏联学政治化的几个方面，但已经足够反映出美国苏联学的政治化程度。由于政治化，美国苏联学家们得以面临学术与政治双重职业选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