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思想家向执政者传授知识、提供建议、甚至直接参与政制或法律的设计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基雅维利等都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些人物⑨。在美国历史上，学者往来于政界的行为则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期。作为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本身就曾担任过大学教授和校长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7年9月设立了一个由大约一百五十位各领域专家组成、名为“调查”(The Inquiry)的庞大顾问团，为战后的和平谈判作准备，从而开创了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大规模依赖学者智慧的先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学者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战争对学术专长的需求，使众多学者或展开有助于政府形成正确战略决策的研究课题，或以专业技能直接领导各类战时成立的政府专门机构。这类现象广泛存在于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一般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研究等美国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在苏联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正如斯蒂芬·科恩所说，“大学里的苏联学家与一些政府机构建立了许多公开而合理的关系……学术性的苏联研究变成了一个热衷于研究政治时事并富有十字军精神的高度政治化专业，而了解敌情则是其存在的理由”⑩。
    (一)参与高层决策
    在冷战时期，几乎历届美国政府都会招募苏联学家参与高层决策，这是由于“二战后(截至里根)的8位总统中，大都没有处理对苏关系的经验和知识”(11)。尼克松执政时期，学者出身的亨利·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推动美苏缓和，这很快影响了美国苏联学界的政策讨论：多数有着公共视野的学者，除布热津斯基之外，都以某种形式青睐缓和。政策讨论还在苏联学领域之内引发了回响。例如，亚历山大·达林于1973年在《斯拉夫评论》发表文章，批评对苏强硬的观点，将冷战政治归结为“偏差和失误”，认为只有美国方面的灵活性才能诱使苏联国内发生演变并遏制其海外扩张(12)。由此可见，尽管基辛格实际上只是将美苏缓和作为最终从越战泥潭脱身的工具，但苏联学家则投入他们的精力，试图通过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来促成苏联国内政策的自由化。此外，由于基辛格树立了一个学者进入高层决策圈的范例，相当多的苏联学家都认为自己也可能是“下一个基辛格”(13)。
    卡特执政时期，更多的苏联学家进入政府决策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布热津斯基和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前者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者则成为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的苏联事务顾问。尽管同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但很明显他们却代表了处理苏联事务的不同路径，也反映了苏联学家参与高层决策的基本格局，即由“鹰派”处理防务和安全问题，而由“鸽派”处理外交政策问题。布热津斯基既主张罗马尼亚等苏联阵营中的国家争取“独立”，又批评美国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样的政治交易；而舒尔曼则反对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危机都视为来自苏联的挑战，认为和平有赖于超级大国间的谈判和经济联系，希望通过“软性联系”来影响苏联的行为，即平心静气地告诉莫斯科领导人，如果他们在国内尊重人权并且在其他地方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他们就有很大机会获得急需的美国经济援助(14)。卡特时期美苏关系的反复恰恰反映了两位顾问在观点上的矛盾。
    里根执政时期，决策者们变得普遍“不太愿意在政府系统地运用社会科学知识”(15)，苏联学家对高层决策的影响也因而相对有所减弱。可以说，里根关于如何处理苏联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他所寻找和发现的顾问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也都是与他基本一致的，包括保罗·尼采(Paul Nitze)、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威廉·范·克利夫(William Van Cleave)以及理查德·派普斯等非常保守的人物，其中仅派普斯出身于专门研究俄国历史的职业学者(16)。派普斯在里根政府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深苏联问题专家，但对其角色最好的描述或许只是一位政府决策合理性的论证者。其实，不仅里根，大多数美国总统都选择支持而非挑战他们观点的学者作为顾问，即使那些学者的判断是基于广泛的经验和可靠的知识。换句话说，美国总统很少、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其竞选时就已形成的观念和想法。以尼克松为例，尽管他在1970年代初看似改变了以往所主张的对苏政策，但并未改变对于苏联制度的根本看法。这种状况同样适用于里根，无论在第二任期时他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采取了怎样的对苏缓和，也并未改变他对于苏联制度的根本看法。因此，像布热津斯基、舒尔曼、派普斯这些曾居政府要职的苏联学家被招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相关问题上更为接近总统本人的政治观点。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吸收学者参与决策所秉承的政治原则。
    (二)提供咨询服务
    为各类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是美国苏联学家影响政府决策的更为常规的方式。这里的“咨询服务”，指的是学者在不离开高校或研究机构、不离开其教学或研究岗位的前提下所从事的活动。美国苏联学家提供咨询服务的活动主要在两类政府部门展开：一类是以国务院为代表的外交部门，另一类则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情报部门。学者们通过传递知识、观点和立场，在中等层次影响着政府决策。至于这些影响的效果，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自身的性质。很明显，如果那些部门对于来自外部的专门知识较为开放，并且学者与之有着共同的政治观点的话，那么学者便可能对政府决策施加一些有效的影响。
    在国务院，外交事务官员们几乎每天都被各种研究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包围。外部研究的计划“旨在使社会科学家与各部门官员一同参与政策讨论”，多数大型研究项目则“在不同阶段由分析师、行政人员以及决策者所组成的工作组来制定、执行、监管和审查”。国务院还安排关于各类主题的会议或研讨会，邀请以苏联学家为主的相关学者广泛参与(17)。此外，关于美国针对特定国家的具体政策，官员可能会更为频繁地向学者咨询意见，显然这是由于那些有着区域专业知识的学者对于其所研究的国家通常比美国驻该国大使有着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因此，作为分析师而成为国务院的常客，在冷战时期对于苏联学家们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18)。这些都反映了外交部门与苏联学界相当频繁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对于社会科学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意义众说纷纭，而学者们对外交决策的渗透则主要通过影响各部门的政治氛围来实现。
    至于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情报部门之间，早在冷战之初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能够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家在高校和情报部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都是试图从情报中得出评估的结论。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成立时，便开始倚重高校的智力资源。例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倡导建立了负责情报评估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并吸纳诸多知名教授作为其顾问，此后又不断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为其提供咨询服务(19)。当然，冷战的需求决定了苏联学家在其中贡献比例最大。根据兰德公司在1970年代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咨询服务的近1000名区域研究专家中，约55%致力于关于苏联问题的分析，13%专注于中国，其余32%分别从事关于欧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东北亚、非洲及南亚的研究(20)。由此可见，即使在1970年代美国苏联学相对低谷的时期，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苏联问题咨询服务的学者仍达到了约550人。这些苏联学家在情报机构的资助下展开研究、撰写报告，并将其视为学术工作必要的补充，同时情报机构也会依据需求与之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由于为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经常是报酬不能超过实际支出的非盈利性活动，也不会带来像给最高决策者提供建议那样的名望和荣耀，因此苏联学家参与此类活动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自身的政治抱负。这些学者期待能够像基辛格或布热津斯基那样进入最高决策层，并认为较低层次的政府咨询有助于提高自己在政坛的整体知名度，是一个达到较高政府职位的有效途径。此外，苏联学家因其在相关科目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反过来对于在政策界营造一个更为浓厚的知识氛围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