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涉足国会活动
    除了参与高层决策和提供咨询服务这些较为直接的方式之外，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为学者提供了通过国会来影响政府决策的间接途径。美国苏联学家涉足国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出席各类听证会，结交国会议员。
    通常情况下，国会听证会的目的，是就某一特定问题给出平衡的观点以展示所有的利弊得失，从而构成针对该问题的合理看法的有力来源。因此，长期以来有关苏联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也就囊括了苏联学家的各类意见。此外，专业学者还通过国会听证会结识参议员或众议员，听证会的过程不仅安排诸如宣讲论文、提供证言以及解答问题等一些学者和议员之间的正式互动，并且还能造成二者之间非正式的、更为直接的私人关系。应该说，这种非正式的私交实际上非常显著地在更广泛的范围影响着“政治情绪”。例如，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般就是借助这种私交招募苏联学家的(21)。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国会听证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是在政治上提升自我的重要工具，因此能够为有着政治抱负的苏联学家提供一个政治平台，或者是与决策者沟通的一座桥梁。
    作为1970年代初缓和政策主要批评者的理查德·派普斯，就曾应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要求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他对于俄国历史与苏联现实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专注于精英政治文化的前提下，派普斯描述了他眼中的美国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他认为，苏联领导人从俄国东正教会那里继承了强烈的仇外心理，同时抛弃了沙俄的西化倾向，结果造成苏联政权“不是受其文化背景影响而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而是设想存在着一个“只有一方可以取得胜利的、持续不断的冲突”。在谈到苏联意识形态如何巧妙地加强了苏联领导人的宗教启发式的观点时，派普斯由俄国政治文化而指责了苏联的行为。他认为苏联人民与那种政治文化少有共鸣，这使苏联领导人惧怕并产生不安全感，再加上苏联领导人从沙俄继承的殖民冲动，从而最终表现出侵略行为。派普斯还指出了从他证言中并不难被发现的政策含义：苏联是不倾向于从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或均势的观点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它的本能是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将合并作为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唯一可靠的办法(22)。不少议员受派普斯的观点的影响都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推动与苏联的缓和完全是无济于事的。派普斯本人也由此登上政治舞台，为后来在里根政府参与最高决策奠定了基础。
    当然，苏联学家通过国会对政府决策的实际影响，还是取决于听证会在决策圈受关注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专门的听证会出席人数较少，报告不能被广泛地阅读，并且也不被媒体详细报道，因此在关注程度及其所决定的政治重要性方面是很有限的。然而，国会听证会毕竟为有着政治抱负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并使他们有可能跃入政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学者往来于政界与学界之间的桥梁作用。
    三
    关于学者穿梭于学界与政界之间的现象，一些有着决策经历的苏联学家认为，对于学者来说，在政府花费一些时间是很好的经历，特别是在学者对决策的理解被证明与实际情况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在政府工作的经验能够给他们在可能的限度上更加真实的感受；另外，对于苏联学领域的学生来说，作为实习生被安置在涉及外交或国防的政府部门一段时间，一般也都会被认为富有成效。但有些苏联学家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工作对于研究来说是抑制而非促进。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就主张学者根本不应参与政治，甚至表达了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的批评。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学界和政界两个领域之间往来穿梭是完全不道德的活动。他们认为学者只应提供证据、判断及观点，而将利用知识所要做的事情留给决策者自己来决定(23)。
    的确，在美国的学术与政治之间，一贯存在着较多的融合。从学术自由的观点来看，这种学者和官僚职业角色的融合，触及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并且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可能也存在着隐患。作为学者，要求做到跳出可能的政策限制去分析事件、过程、形势或结构；作为官员，则要求从分析中得出结论，以便用以制定政策。因此，即使学者的角色并不完全意味着“象牙塔”式的孤立主义，或者说即使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并未有损学术自由，但是学者的工作目标与官员的工作目标之间毕竟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美国学者一贯具有的公民观念和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即作为一个公民肩负着对国家的义务和个人政治抱负，随着冷战期间政府与学术界建立了紧密联系而发挥着主导作用。美苏之间斗争的意识形态性质，更决定了美国苏联学家对于美国有关苏联的政策制定有着特殊的责任，或者说苏美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将问题完全留给决策者的严峻程度，苏联学家们正是将此作为影响政府决策及其自身政治化的理由。在苏联学家中，那些从大学教席跳跃到政府职位以及之后又返回学术界的学者不在少数。总的来说，大部分美国苏联学家的职业角色都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双重性，并且对于美国苏联学影响政府决策及其学科自身的政治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