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明确在疆域发展中各个文明、各民族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疆域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民族在疆域形成中的作用也不应等量齐观。客观地说，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是缔造疆域的主体，大体上，唐以前汉族的作用大，唐以后则是北方民族功绩多。雍正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②评价是较为客观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解明。
    三是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获取有益的营养。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无国界。由于历史传统，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对中国的疆域研究也非常关注。以往由于政治原因和立场不同，中国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多有因误解引起的交锋，甚至画地为牢。由于对古代中国定义上的不确定性，中国古代疆域的概念也成为争议对象。推究起来，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双方的国家、民族观念不同，本质上还是中、西国家传统不同造成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西方国家则多是单一民族国家。不过，双方依然存在着共性，那就是国家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政治实体，疆域则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和基本要素，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应该在此基础上讨论古代中国的国家和疆域特点，以求得共识。
    近年来西方的一些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是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吉登斯著有《民族-国家与暴力》，③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国家理论”。按照他的分类，有三种类型国家：（1）传统国家。包括城邦、封建国家和官僚帝国。主要特征是阶级分化、城乡分化（政府控制力只在城市，不及乡村）、国家不具备军事力量垄断权等。在疆域上的表现是国家只有边陲而无疆界。（2）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是由大型帝国蜕变的分立国家，如英、法、德等帝国。主要特征是主权观念出现、法律成为全民规范及国与国之间的“自然边陲”被定义为疆界等。（3）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初出现，以工业化为基础和特征，全部社会资源均由国家掌控。主要特征是高度统一、主权型、全民型国家。领土边界明确，国界作为主权的分割线，必须获得与之相关的所有国家的一致同意。在这一理论中，中华帝国被划入传统国家形态。无疑，这一理论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已有学者指出，在18世纪以前，中国的“现代性”已有显著增长，远高于同期欧洲的国家，是最为接近前现代化的国家。④按照这一理论，至迟，明清时代中国与邻国已经确立了以“自然边陲”为基础的疆界，不过国家统治者的领土和主权意识并不强。但不容怀疑，这一理论已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应该说，这一理论给予了我们新的启发。第一，提示我们注意国家形态（类型）变化对疆域演变的意义。至少，唐以前的帝国边疆确实具有浓厚的“边陲”特征，处于“治”与“不治”之间的羁縻状态。第二，对我们理解从传统疆域的“自然边陲”到近代的主权明晰边界的转变有重要意义。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传统习惯边界的特征，如重视边界的自然属性、处理边界争议时重视人而轻视地等，都有启发作用。
    其次，应该关注美国学者开创的人类学视角的边疆研究，他们试图通过研究游牧社会来弥补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中国性”过多的缺陷。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⑤一书是其中代表性作品。“此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国与这些帝国的关系做了贯通性的研究。”⑥作者讨论的是两个社会全景式的互动，当然不仅限于边界问题，但边界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虽然我不同意作者将“中国”与“蒙古帝国”简单加以对立和过于强调游牧社会的独特性、抹杀其与中原之间“物质依赖”之外的联系的看法，但在重视两个社会互动对疆域发展的影响上并无异议。此书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认为此书是美国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⑦
    注释：
    ①详见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②《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条。
    ③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参见［美］罗兹曼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B.Blackwell,1989.
    ⑥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
    ⑦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