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批判传统文化被视为“新文化”的特点，而北大史学系因顾颉刚（1893-1980）等人主张“疑古”，批判古史，而被视为“新文化”、“新史学”的代表。当时一些曾经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学者的史学观点，更被忽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史学界，已有东南方与北方对峙之势，北京大学是北方的大本营，而东南方的代表则为南高文史地部教员和学生。他们在1915年至1923年间创办《学衡》和《史地学报》，其后又有《史学杂志》等刊物，以言论、著作与北大学者作相抗衡，①学界因而流传“北有北大，南有南高”之说。南高创办于1915年，原址为1903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校名屡有更易。1923年与东南大学合并，改名国立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27年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该校校友往往把南高至中大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承如胡焕庸（1919年入读南高）曾言：“自南高至中大，学校校名虽经数易，而学校内容，实一线相承，绝少变易；凡治学于此，不论时间之先后，多具有同一之好尚”，陈训慈（1901-1991）也说：“南京高师固然为今日中央大学始基之所自，……其精神遗产保留于今之中大”，该校的学生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建基于南高时期。曾参与古史辨论战的杨宽也说：“古史辨论战实为北京派和南高派的一场论争”，②所谓“南高派”就是指称执教于南高史地部的教员柳诒徵（1880-1956），和他的学生缪凤林（1898-1959）、郑鹤声（1901-1989）等人，他们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言论。东大毕业生王焕镳在回忆东大发展时，也认为南高学风盛极一时。他说：
    民国八、九年，朝野时彦，拾近世西洋论文论政，偏曲之见，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谓不足存；……当是时，南雍诸先生深谓叹息，以为此非孔孟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创办《学衡》杂志，柳（诒徵）师尤反对顾颉刚疑古之论，昌言抵排，为一时之风。③
    “南雍诸先生”就是指柳诒徵、刘伯明及吴宓等人，深叹北大批判传统文化的论点，创办《学衡》杂志，标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与北大学者只知输入西方文化及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观点相抗。“南高史学者”既指称执教南高史学部课程的人物如柳诒徵。柳氏为南高史学的开山祖，南高史学的中心人物，也指修读南高史学部课程的学生，如缪凤林、郑鹤声等。他们为南高出版物的编辑成员，藉史学研究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希望藉研究柳诒徵及其学生缪凤林、郑鹤声的治史方法及观点，以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现代史学的传承关系。④
    二、柳诒徵的史学观点
    在众多教员中，柳诒徵任教南高时间最长，柳氏自1915至1925年任教南高。同时，南高史学者的核心成员，在南高求学阶段，必要修读柳氏讲授的“中国文化”“中国通史”科；柳氏更被南高史学部学生奉为“精神领袖”，备受推崇，故研究南高史学，必先探讨柳氏史学观点。柳氏在《国史要义》中提出“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其所自出即礼是也”；⑤又说：“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⑥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以“礼”为重心，而记载中国历史发展的史籍，也以“礼”为运笔的重心。柳氏在书中提出“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恶足以知尽性之极功，……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中国文化之正轨”，⑦此与他认为史学研究具有道德教化的观点，互为阐发。同时，柳氏强调“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论点，与他在1931年所撰《江苏社会志初稿》的《礼俗篇》，当中提倡“言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藉治地方礼俗史以正人心的思想，是前后相承的。⑧
    先看柳氏对“史学”及“礼”两个概念的看法。柳氏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把“史学”分作广义、狭义：“狭义之史学”是“一切书籍文牍，其目录家所列史部诸书”，“历记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足供吾人参考应用之典籍”；⑨“广义之史学”是“探求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皆在史学研究范围之中，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史学”，狭义的史学只是记载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足供人们参考、应用之典籍文献数据；广义的史学不独包括这些文献的数据，更包括运用数据为探求人类过去思想言论和事实的研究方法。⑩他在《中国文化史》的《绪论》中，指出：“广义之史学，求因果之学也。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滋”，（11）广义的史学是为指导人类发展的方向，撰写史籍的目的是“求应用”，史籍便具有“历记人类活动的经历与成败，足供吾人参考应用之处”。
    柳氏从史学的功能上，替“史学”下定义：第一，史学有“持身应世”及治世的功用。柳氏在《史术第九》中言：“史学即史术也，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史学”就是“史术”。（12）
    诒徵认为“术”是一种“持身处世之术”、“知虑通达”的应世技巧，“史学即史术也”史学就是一种应世的技巧。他说：“史术即道也，古今人所共由之道，持身处世，知虑人情”，要持世应变便要通观历代人事纷繁的记录，了解治乱兴衰的原因，史家要“罔（网）罗天地放失旧闻，终见盛衰”，阅历代章制可以推知“举一国家、一民族以竞利，而乱世亦何以异是”，观历史可以“睹成败存亡，推求因果，知人心一念之纵肆，欺诈可推演而成无涯之祸”，过去发生的事件成为“持身应世”的参考资料。
    第二，史学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柳氏说：“史术为儒术之正宗”，史学与儒学的功用是相通的，儒学是“儒术”，儒家学者与史学工作者同是主张“持世通术”的应世技巧，儒者重视个人修身达道，具有“达中庸，守伦正，作人极，参两天地”，使世人处世以“守中和以应世务，不激愈，不偏致”，世人各按其位达到化育天下的目的；为达到此目的，儒者便参考历代人事典章制度的兴废“遂求史籍，从其脉络，知类通达，可以施之家国天下者始条理之智也”，运用史籍的记载，观历代成败，提出“中和”的处世态度。史家运笔在于“观历代成败存亡，要曰中，曰和，为古儒相传之道术”，以中和的态度运笔，以教化世人应世的方法为要务，所以史家与儒者同样具有持身及应世的作用。因为儒者治事求“达教化”及应世务，史家也以教化为要务，故史家负上一种道德的责任：
    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教化为一切基本，必明于此，然后知吾国历代史家所以重视心术端正之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