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史学与儒学同具“定伦序”的功用。“史术为伦叙（序）以通道”历代史籍详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伦理秩序，运笔记载历史的史家，生于乱世，便能提出使社会回复伦理秩序，安定社会各阶层名份的方法。在先秦各家中，只有儒家言乐礼及“五伦”、“五序”的伦理秩序关系，故史家与儒者同具“定伦序”的责任。此外，史家深恐世人“不得正”，便提出“通明伦类”教人以明德于天下，“修六艺之术，以通万方之略，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史家与儒者同具有“通明伦”、“达教化”的功用。
    既然柳氏认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便要了解礼与史的关系。柳氏认为：“伦理者，礼之本也，礼之义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序之发明”，（14）礼是日常人类伦理行为的准则，建立礼的标准后，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也得以建立。（15）他又从礼制出现的原因，探讨礼的意义。古人认为“天”的运行本有一定的规律及秩序，但这个形而上的“天叙不可见”，古人便藉立人间的礼教为天下纲纪“圣人知不可见之天叙，立礼教纲纪天下”。组成这种礼教的内容，包括五伦及五叙。所谓“五伦据《左传》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叙《孟子》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间的人伦秩序，既是五伦五叙的内容，也是礼教的内容，亦为圣人实践“天叙”的表现，实践人伦秩序的工具“礼之为用，定伦叙，立五教，成五叙”，礼的作用维持人伦理秩序“维系世教，元凶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而有其正大光明之域”，（16）各按名份，社会便可恢复光明。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其一，柳氏从民间风俗，特别是民间伦理与礼治的关系，言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呈现“礼”的精神。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礼俗并称，人类伦理大防，吾民族之根本精神，与周公、孔子之微言精义相通，用以保世滋大，不可徒囿于形式”，（17）圣人深明礼的大义，把礼的意义传于民间，民间的伦理秩序也受礼教的影响，形成“伦理者，礼之本也”。
    为证明民间习俗是受礼的影响，柳氏举出日常祭祀仪制为例。古代祭祀为国家的大事，初民“震慑（慑）于天地阴阳之晦明震动，以为必有神明主宰”，便焚柴向天，以求祷告。唐虞三代圣帝因相信神明为主宰，便依民俗，立天神、地祗的祭礼，后世的焚香宰牲，也是上承这种先民的祭礼。此外，“今俗岁首”家祀天地，私塾或行婚礼，所立天地君亲师之位，全依《乐记》的《祭法》篇所载的仪式；又民间举行的丧礼，族人所立的坟墓习俗，公墓祭祀仪式，均取自《周官》一书所记“大夫掌邦墓地域之礼”，当代所依的礼仪均上承古礼，而民间守礼就是“行礼仪、定人类伦叙之面相”，他又认为古代人伦秩序的定立，是礼制功效的表现，“古之礼，又曰人伦”，藉礼仪以制定人类伦理秩序，“以礼为立国根本，即在人类群居之条理”，按礼的规范各守其本份，并世民族，以礼用心，这样便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义笃情深，超轶流俗，特致敬礼”的特色。
    柳氏在1931年编修《江苏社会志初稿》时，特别撰写《礼俗篇》，藉研究江苏礼俗的发展过程，以见江苏一带“民尚礼仪度数”，礼乐教化已深入民间。（18）他在文中详述江苏省自古至今的礼俗发展，主要说明“今之礼由古之礼”，从“礼”的功用上，注意古代礼教对二十世纪初江苏一带民间习俗的影响及传承古礼的大义，江苏士绅对子孙仍行“冠礼”，古代立“冠礼”的仪式及制度至今相沿不替。
    其二，民间伦常关系也深藏礼义。柳氏从礼的效用上，指出“伦理者，礼之本也，礼之义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序之发明”，日常人伦秩序关系的实践均呈现礼仪的成效，人们受礼教熏陶，便能够使人类能修善，民风淳美。观历史上唐、虞二帝，已就人性利弊立礼仪，使民复“中道”，形成“吾族不得谓之尚武，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文弱，推其原故，殆上古以来尚礼、尚德所养也”，中华民族尚德、尚礼的特色就是实践礼教的成效。（19）家庭中尤见礼教文化对民间的熏陶。柳氏注意民间实践的忠、孝问题。他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特立“忠孝”一章，详述华夏民族实践忠、孝伦理的持养工夫，三代所说的“忠”，指效忠朋友，造福人群；所言的“孝”不独是孝亲，更要自孝以养人长德，忠孝成为使民趋善、实践道德的工具。他在《忠孝之兴》一章中说古圣贤提倡“忠于民”可以达到“人人至不恋权位，不恤子孙并一己之生命，亦愿以尽献于国民而无所惜”，人人求利于民，牺牲个人私利，而古代的“孝”也能使民“尽力于社会国家之事，其劳身虑思，不避艰难”，可使民“尊祖敬祖”、“报本思远”，在地方立庙建坟，维系部族与先祖的感情，形成“吾族（华夏民族）以行忠尽孝，务本思远”的性格。中华民族重视伦常的关系，就是中华民族累集千年经验而得“道德之正鹄，植德若浓”的效果，礼教深于民间，塑造华夏民族尚道德教化的特色。也可见柳氏因认为古代史藉蕴藏教化，故反对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
    三、南高史学的继承与发扬--缪凤林、郑鹤声的史学研究
    1915年至1925年柳诒徵执教南高期间，培育了不少从事史学研究的学生，其中以缪凤林、郑鹤声等能继承柳氏的治史方法及观点。（20）他们积极协助出版学术刊物，致力于促进南高史学的发展。在南高史学部众多的毕业生中，缪凤林、郑鹤声甚代表因为：一，二人是柳诒徵优秀的学生之一。柳诒徵也曾说：“执教南高，历有数年，以张（张其昀）、缪、郑、陈（陈训慈）诸子为得力最深，用功最勤”，而对郑鹤声的治史方法，尤为欣赏。（21）从现有数据所见，柳氏除了上述四人以外，并无谈及其它史学部毕业生的治史成绩，本文先谈及缪、郑二位南高史学部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
    二，他们是延伸及实践南高史学的重要人物。缪、郑二人在校期间，曾担任史地研究会编辑委员、学衡社编辑委员，协助出版《史地学报》《学衡》杂志，这两种刊物是当时南高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及文化言论的主要园地。缪、郑二人毕业后，或因在东大继续修学，或因任教东大及日后中大，或因协助诒徵出版刊物，并积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故校名屡易，但各人得在南高原址，延续南高史学风貌。
    三，二人自言其史学研究方法及观点受诒徵的启导。缪氏说：“吾就学南高，每念及柳师曾言：‘吾国礼乐制度崩坏，急宜补弊起废，求明先圣之志，达万世之思。’深喟叹息，今欲承吾师之志不敢殆！”（22）缪氏研究中国礼学史的原因，是受到柳氏启导；郑鹤声也承认：“柳先生（柳诒徵）、竺先生（竺可桢）两位老师对我指导最多，师生关系也最为密切”，（23）郑氏在柳诒徵指导下，完成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的毕业论文。柳诒徵有评语说：“南都学子，沉潜乙部（史学），时有英杰，郑生鹤声，尤好深思，枕胜典籍，力探深奥”；（24）此文因柳氏的推荐，在《学衡》杂志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