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柳氏的众学生中，只有缪凤林专注研究中国礼学史，（30）并受到柳氏提倡注意民间礼俗的观点，而不同于柳氏者为，凤林注意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进行研究，柳氏主要运用文献引证其说。柳氏研究中国礼俗，概括“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缪氏曾撰《中国礼俗史》，（31）与柳氏一样，认为古代的礼教具教化、政治及实用的功用。缪氏指出君主以礼维持国家秩序，“别嫌疑，明是非，傧鬼神，考制度，求仁义，定名份，所以治政安君也”，以礼定名份，规范人的行动，圣贤以人们的践行所依的种种法则，确立了长幼有序的关系，礼教所依是圣人制礼的意义，圣人因人情而立制，使人们“过者或溢于情，而不及者则漠焉遇之”，又“因情简文，本以防止人之纵情自恣而及于乱；然礼亦有因祸患已成，特施设以避祸”，人们因人情欲望的发展，求名逐利，甚至破坏伦常，圣人立制定名份，长伦序，使男女相敬，君臣相义，明各阶层的职份，这样便能够“为之度量分界以免其争，亦即因救避患而施设之意”，防止各阶层因私欲而僭越名份。
    此外，缪氏也认为礼是“伦理功用的一端”。圣人立礼教是“因道德教育而制立”，礼使“中国民性赖以养成，社会基础赖以维持”，礼使人们“节情与避祸，使人行动发源于性情之正”，礼教发达至极，仪文度数之间不仅有消极的防止恶行，也有积极导人为善，为一种“道德教育”。对于礼的功用，缪氏与柳氏的观点是一样。
    缪氏更强调礼的用方面，比柳氏更重视“践礼”。因为“礼者，履也，礼乃人所践的一切仪文度制”人类的可恶莫大于不用过去经验“过去的中国，是一个礼教发达的国家，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成就，即在其礼教的邃密”，此阐发柳氏“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观念。缪氏从历史发展中，指出古代已行神祗的仪式及奉吉礼，“社会上先有种种践行的习惯，渐进而为规范人的行动或为人的行动所依的仪文度制，这就是变成礼了。俗先于礼，而礼本于俗”，典章均是人类践行的度制仪文，历至汉代以后，社会通用婚姻丧祭的典礼，人民也习以为常。他虽然强调礼应“因人文的进步，渐演渐深，自然增益”，但人们考虑革新礼仪前，要注意“旧礼的仪文度数，在含有极厚的政治及伦理背景”，不可忽略背后的伦理思想而妄行改革，旧礼背后有其理念，应了解古人立礼的理念，才倡行改革。
    在研究礼学的方法上，缪氏注意调查二十世纪中国各地的民间风俗。他提出社会上建立“新”的礼教制度，但这“新”礼的制度既要切合时尚民俗，不可只从文献上作探讨。这比柳氏只从文献上引证古今礼俗相传的论点，更具说服力。缪氏认为礼教的出现是民间尚礼所致，上古初民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祸福利害，却不能解决，遂“思求福利而免祸害”提出礼仪，尊重神灵。这动作仪式便是“后世吉礼的滥殇，也就是礼的本义”，人们按古初尊崇神祇的仪式，发展成为后世的吉礼。圣贤为使平民按仪式，行祭祀，便应立礼制，一切礼教的出现也就是先有民间崇奉的祭祀形式，后有礼教制度。建立礼教制度之初，主要就是规范了民间崇祀的仪式，故他说礼制的出现与民间风尚有关“社会上先有民间种种践行的习惯，渐进而有规范人的行动或为人的行动所依据的仪文度制，这就变成礼制了”，“俗先于礼，而礼本于俗”，民间行礼在先，圣人因民间的礼俗建立规范人类行为的条文，故礼制本是“因人之情而制之”，因礼本于民间，也要研究民间风俗，可见凤林既上承诒徵言民间风俗与礼教的观点，更倡导调查民间礼俗，不独只从文献考察。
    郑鹤声，1921年夏入读南高史学部，先后任史地学会第六至第八届编辑主任，负责出版《史地学报》，曾担任《学衡》编辑，1925年夏天毕业。旋于同年秋天至1926年夏天修读东大史学系课程，1929年回南京，任职于国民政府大学院编审处，任《史学杂志》编辑，延续柳氏治史特色。（32）
    一，郑鹤声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人的品德，为未来治世的参考及民族教育的目的，同于柳氏认为治史弘教化及达致用的观点。郑氏在《中学历史教学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本过去的真实事迹，作为今日问题发生的来源，再检讨那变动的及发展的过程，使能明白现在所发生的问题症结，前车为鉴，求现在治世的参考”，（33）社会进化本是一种因果的关系，古人努力的成果，既然社会不断的进化，看清楚过去发展的趋势，自然能明白“现在的发生事情，所循的轨道”，这样人们便能够“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作出对治的方法，以前人的史事为今世的借鉴”。
    鹤声在《中国历史教学法》一书中，强调历史教育具有道德教化及致用的特色。历史是记载人类的行为，采前人的善行为读者的鉴戒，“无形中是以激发读者的志气，培养读者的情操，所以历史教育也为道德教育的一种，可以作为品性上的修养和公民的训练”，历史内容是劝善惩过的记载，成为砥砺行为的资料，人们从历史的记载便能效法圣贤豪杰忠臣义士的言行，去恶言奸行，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格、陶冶性灵。
    郑氏于二十年代末重回南京，正值日本展开侵华行动，故他认为史学研究不独是培养性情，更要培养国民的爱国心。他说：“史学天职是求实用、明教化，历史必须教训后世，必为有用的学问”，藉历史教育活动，可以普及历史知识“无形中是以激发读者的志气，培养读者的情操，所以历史教育也为道德教育的一种，可以作为品性上的修养和公民的训练”，历史教育既成为“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为求达到历史教育的目的，教员“应当有爱国的精神，研究的工夫”，培育中小学学生“爱国家，爱民族的爱国心”，史地科的教员也应负上“建设精神国防的任务”，赋予史学教育及历史研究的致用目的，与柳诒徵认为史学研究是提倡道德教化的观点，一脉相沿。
    其二，郑氏也上承柳氏治通史的观念。柳氏认为治通史可以“观其会通，无往而不可绳鉴”，观历代政治变迁，求改善社会的良策。鹤声也认为要使史学达到垂训后世及实用的宗旨，不独只注意一朝一代的人物及治乱因素，更应全面观察中国通史的发展，思考各代的兴替及不同人物的行谊功过“求人群历代众生相，明人群全体进化之原则”，又藉观历代的治乱因素，对当世的治乱原委及人事变迁，作出准确的判断。（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