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凤林于1919年考入南高史学部，1923年毕业，但没有修读东大的史学系课程。毕业后任教东北大学史学系“中国通史”科教员，1928年任中大史学系教授；1929年至1931年，任《史学杂志》编辑。1937年随中大迁四川重庆；1948年，任中大师范学院史地系系主任。凤林就读南高时，已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主要传承自柳诒徵。柳氏研究中国史学著作的特色，注意史家的笔法及考订史料，缪氏在《研究历史之方法》一文中，认为从事历史研究要注意史家笔法：“中国之有史法，始于孔子之作《春秋》”，此后中国历代史家中，只有汉司马迁、唐刘知几及清章学诚，才是探讨史学方法的代表者，（25）为求得知过去社会的真象，要扩阔研究历史的工具，多采用方言及文物，多运用校勘学的知识，引用古代类书与古代文献作校对，这是“外审判”，“内审判”主要是研究文献中作者的思想、行事及述事的能力，藉“内外审判，史之真象确自明之”。缪氏在《读史微言》一文中，主要介绍阅《史记》三数列传后，引证司马迁“去取编次，述事论断”的特色，并欲说明研读前人史著时，要注意“发见微旨”，了解古人著史的心术。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的褒贬笔法，是作者“其生平遭际，于其荣辱，屈伸幽显忧乐之不齐，洞识靡遗，则其有所遗而言”，文中特别举出《史记》之《酷吏列传》，论汉武帝重用吏员，发出“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文吏以法绳之，法不行而吏奉法切用”一语，就是司马迁藉褒贬笔法“寄寓李陵之祸”的意旨。读史籍必须明史家“托义删削”，多注意史家运用的褒贬笔法与作者人生际遇的关系。（26）缪氏欣赏史家笔法及对《史记》的态度，并注意文献史料考订的治史方法，同于诒徵的观点。
    凤林与诒徵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缪氏《评胡氏诸子不出王官论》一文中，（27）批评胡适以“进化论的人生哲学”，认为先秦诸子的兴起只是哲学问题之观点，缪氏指出：“刘（刘向）、班（班固）之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起于时势之影响，而胡氏只执哲学思想，为诸子之学产生之因，甚偏而不全”，古代西周学术皆守王官，官学及师学合一，至春秋，天子失守，官学流入民间，私学兴起，这是学术发展的“前因”，先秦诸子面对“时穷世变”，各自提出救世方法，这是“当时之因”，学术发展乃是“全部之文明与其时流动文明之结果”，胡适只取哲学思想因素“蔽在不承认诸子之学之有前因及当时之因”，胡适不取《庄子·天下篇》的数据，明显是对先秦典籍认识不深，致“已明其非，即所引之要略，亦多削踵适屦，非其真面”。
    凤林治史，与诒徵相同的有三点：其一，缪氏如诒徵一样，强调治史的目的在于致用，史学研究有明教化及振兴民族的目的。史家的重要工作，在于明“人类进化，民族之兴亡，所系至钜”，人类“有史乃能以前人之经验成就传之后人，递遗递袭，继长续增”，历史提供人类了解前人行事的经验，知人类文化发展及生成的原因，后人以前人的经验为借鉴，既然史学为后人的借鉴，处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国民，尚可藉历史记录见民族的兴衰，及藉研究历史以振兴民族。而且，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自黄帝立国至近代凡五千年，国民观中国历代史事的发展可知中华民族的演进过程，感列强交侵，国家沦亡，国民便产生“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先昌明史学，此史之有关于民族存亡者”，观民族文化发展自能“当前过去与现在，又为未来之母，温故知新，彰往亦能观察”，能精研史册明“其蜕化之所由，及其造成之所以，则为实察不虚，对症择药，成效可期，此史起救弊者”，史家要观察历史的演变，提出一套治国方策，史事记载是人类当下行事的参考数据，故史学与治世致用甚有关系。
    其二，凤林也如诒徵一样，以通史体裁撰写史书。柳氏欲藉研究中国文化史，指出中国文化“通则”及“独造”的特色，注意通观历代，兼集治历代典制文化各课题；缪氏为求以史学达致“根据往事，可以因应万方通义”及“明今测来起救弊者”的目的，通观中国历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民族的状貌，才能准确推测未来的政局及文化的发展。治通史的原因，是要了解“人类群体众生相”。历史是群体众生“蝉联蜕化”的现象，人类群体自古至今不断发展，社会的进化，前有所因，后有所承，今世的生活面貌是赓续蜕变，所谓“蝉联蜕化”。既然现在群体生活是上承昔日社会群体的发展，为求了解人类群体“蝉联蜕化”的现象，不应只注意个别的政治、学术、宗教、文物的蜕变，更要观察历代官制，次研舆地，次辨氏族，以“政治、社会、民族生活为准，顺应世变自然之势，考其治乱兴衰之实”，运用人类群体的全部资料以佐证，并要知“皇古讫（迄）今，年月遐长，治乱兴衰，各有首尾，分期会通，并行不悖”。缪氏进一步认为藉通史以观“国家民族社会政治演进构成之真相为主，事之与全体历史无大关系者，一朝鉅典阙之可也”，通史要义为阐明人类群体的众生相及指出人类演进的规律，“相续如绳，前后相因，继长续增”的发展规律，“阐明人类动作，赓续蜕变之迹，天人相应，亟知通史所系者巨”，今人观历代史事，得见人类“蝉蜕之迹，见推之民生休戚，风俗之变迁，典制文物之隆污，学术宗教之盛衰，……以表现演进构成之总相”融合古今众生要略，得其变化，通塞昭然，这样便可以上合圣人所言：“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见天下之象”，（28）这些通史的观点，也是柳氏在《中国文化史》所提及的。
    就史学观点而言，缪氏也反对顾颉刚疑古史学。缪氏以为“上古三五之说，起自晚周，倾佩无疑”，肯定在先秦时早已有三皇五帝的说法，他从纬书上所见，五帝的排列次序甚为混乱，有黄帝、尧、舜、夏、殷、周诸帝的记载，也有少皞、颛顼、帝皓诸帝的记述；至秦、汉之交，方土取经书资料成五帝谱系，终致五帝的排列次序更为混乱。所以，他认为上古史籍并非是不可信，只是至晚周秦汉之交，方士“误用资料”使“国神转变而成人之五帝，亦不出于神帝，且与五运说无关，与三王说更不冲突”，不如顾颉刚所指一切上古史均是后人伪造：“近人谓世益晚而古史之义益晦，尧神禹虫，不明古籍源流，惟今日始有此妙论耳”；此外，缪氏在《古史研究之过去》一文中，再次伸述“以怀疑传说，抹杀一切故言，其不同乃益甚。若能观其通，舍其短，庶几可以明古史之真，崇其所善，骛新者毁所不见，后进从之，弥以驰逐，言古史愈多，古史益乱而不可理”疑古史学把一切古史均视为伪书，实把古史真相，荡然不存。（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