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疆域特别是边界的形成与发展，根本是由活动在其内的各民族群体决定的。由于早期中国王朝国家发展的差异，中原最早迈向了政权的行列，形成四周拱卫中原的内外二重性格局。这种局面经过秦始皇统一而确立了成熟的王朝国家，其基本路向仍旧如此，只不过内外二重的民族群体多有变化，最终的结果是华夏／汉民族群体如同滚雪球一般壮大，不断吸纳周边各族及其文化，形成新的统一体；此后，周边地区又开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群体，雪球再次滚动，直到清朝中叶，华夏／汉民族与四夷各族之间的融合方始趋于定型，从而完成了古代王朝国家的建构。
    与此相伴，王朝国家的内外二重疆域，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那就是中原核心区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也在向四周不断扩大，当它兼容周边之后，则向更遥远的地域拓进，形成更大的内外二重结构。这种内外的互动，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朝国家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这个基本特征的，如上所述，是各民族群体彼此的互动。说到底，疆域的格局不是由疆域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活动在疆域之内的民族群体决定的。内外二重的特征告诉我们，古人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因时代和条件不同而多有歧异，大致上更多地关注内层，尤其在诸多政权并立之时，对内层疆域的控制，是它们走向新一统的前提。相较于内层的稳固，外层则较不确定，变数亦多，模糊性似乎更明显，这种情况在汉人或以汉民族统治的朝代尤其如此；只有当非汉民族建立起一统性政权（如元、清），内外层的格局才最终被打破，外层的重要地位才得以上升，清朝康雍乾完成全国各地的统合之后，（11）这种传统的、典型的内外二重特性才逐渐减弱，到中国朝向民族国家转轨以后，内外二重特性最终消解了。
    六
    在近代民族国家之构建所彰显的主权分明且有保护的新型疆域形势下，中国传统王朝国家内外二重特性的疆土观念，在列强的武力冲击下开始遭受空前的挑战。近代中国疆域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二重性的内外制如何转化成为民族国家支配下的领土与主权统一下的二者互动。这个转轨的过程从西方（政治、军事）势力东来的清朝中叶开始，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大体上算是完成了。但中国局势的复杂、各种因素的交织、传统力量的雄厚乃至文化的丰富多异，在转轨的过程中，充满了变数，经历诸多磨难，最终形成的民族国家，也保留了浓厚的传统特质，所以今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造，不是西方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全盘的接收，也不是传统王朝的直接过渡或再生，而是结合了传统的特质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合理要素，在此基础上而成。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搭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仍在持续着，其内在的动力仍很旺盛，特别是在西方淡化民族国家的场景下，（12）中国非但没有弱化，相反走向更强盛的状态。基于此，国人对疆土的重视，现今较之过去不是淡化了，而是显得更强烈了；国家主权这一套原本西方盛行的观念，在今日之国人的心目中仍旧神圣如常。这也是上述二书撰写背后的逻辑选项。
    注释：
    ①大陆学界将近代西北边疆舆地学之盛，主要归结于遭受外国殖民势力侵入而激起知识阶层对边疆的重视，近年郭丽萍在她的博士论文里认为：乾嘉时期学者们研究的背景并不是边疆危机的现实关怀，而是大一统鼎盛局面带给学者的新视野，歌颂这种局面才是西北舆地著作兴盛的真正原因；边疆危机引发学者关注边地则是道光以后的事情。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版。关于近代以来边疆、民族研究的几次高潮，可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270页。
    ②参见［加］卜正民、施恩德著，陈城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导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③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收入《童书业历史地理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版。按：前者于20世纪30年代末叶出版，后者则于1946年出版。
    ④许倬云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里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成核心区、中间区与边陲区三个层次，“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须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另有一中间区”。见同作者：《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李大龙以汉唐为核心也将王朝统辖的地区划分成三个层次，见同作者：《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笔者在几篇文章里对此都有涉及，但没有专门性的研究。参见《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姚念慈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陈楠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7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传统与近代的对接--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境遇》，耿异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参见《尚书正义》卷6《禹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通典》卷171《州郡一·序目上》记云：“周初，尚有千八百国。而分天下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卫畿，又外曰蛮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镇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今人对此的论述可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⑦参见唐晓峰：《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05年版；唐晓峰：《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葛兆光：《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均载唐晓峰主编：《九州》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