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古代两河流域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了。尽管希腊一些史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注：马丁·L.威斯特等：《西方思想中的古代近东》（Martin L. West et al.,“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Western Thought”），J. M. 沙逊主编：《古代近东文明》第一卷（J.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1），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耐尔兄弟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3页。）。在19世纪初，从中世纪开始的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零星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大规模有组织的西亚考古活动，大量楔形文字泥板被发掘出土，欧洲许多学者尝试释读楔形文字，至19世纪中叶才基本获得成功（注：由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于是在1857年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对四位学者释读的同一篇楔形文字铭文的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四家的译文基本相同，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因此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组织的鉴定往往被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关于早期的西亚考古活动和楔形文字的释读过程，参见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7页。）。在楔形文字发掘和释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门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从此以后，各国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注：关于亚述学研究的概况，参见于殿利：《古代两河流域史的研究概况》，载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30页。）。早在明末清初，零星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知识就已传入中国，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才得以初步创建，并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
    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中国，旨在传播天主教教义，宣扬天主教精神，但同时也把西方文化带进了中国，其中就有一些古代两河流域的史地知识。例如，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撰写《职方外纪》一书，该书提到了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尤详于八别塔的传说和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注：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用中文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形制及建造过程（注：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七奇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遗憾的是，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根本不予接受。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例如，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到了巴比伦（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并且指出巴庇伦（即巴比伦）为“西土第一国”（注：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69-171页。）。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亚述学尚未诞生，西方人的古代两河流域知识主要来自希腊古典作家和《圣经》的记载，其中不乏谬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二手材料，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的两河流域知识是模糊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美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并在他们的游记中多有记述。1876年，江宁（今南京）商人李圭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1876-1879年，清政府官员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在处理外交公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与该馆东方学学者贝尔治讨论楔形文字的特点及其释读过程（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1982年版，第744页。）。在回国途中，郭嵩焘读了英国人高丕第著《古国鉴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国历史的笔记，其中就有巴比伦和亚述两国历史沿革的概述（注：郭嵩焘：《郭嵩煮日记》，第792-796页。）。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两人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梁启超旅居芝加哥时，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渊源，指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源头（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康有为在意大利参观罗马尼顺那博物院，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物，断定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继埃及文化而开化的第二个文明。（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晚清时期，一些比较专业的两河流域知识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登了一些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知识的文章。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连载了美国传教士韦廉臣的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沿革，并评述了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韦廉臣：《巴比伦亚述力亚纪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77年第410-412卷。）。《万国公报》刊登季理雯的文章，介绍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注：季理雯：《世界八大奇观纪》，《万国公报》1893年第207卷。）。尤其可贵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亚西里亚巴比伦史》，此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本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西洋历史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均有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