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旅欧美人士游记中，虽然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述是零碎的，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第一手材料形成的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直接印象。相关外国专著的译介更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上述著述使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中国人认识亚述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趋广泛深入。首先，大量专业的亚述学知识被译介到中国。1912年，陈裕菁撰《上古巴比伦法典》一文，介绍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及其主要内容。（注：陈裕菁：《上古巴比伦法典》，载《法政杂志》1912年第2卷第1号。）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山西大学堂译、P. V. N. 米埃尔斯著的《万国通史》，该书不但在相关章节中叙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沿革，而且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筑、艺术以及图书馆等（注：P. V. N. 米埃尔斯，山西大学堂译：《万国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版，第36-54页。）。1927年，神话学家黄石在介绍世界各国的神话时，概述了多部巴比伦神话（注：黄石：《神话研究》，开明书店1927年版，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第101-150页。）。1932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参观柏林的博物馆，在近东古迹院里，看到德国东方学会发掘的巴比伦和亚述文物，对古代两河流域的艺术有了深刻的印象（注：朱自清：《欧游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人中原与茂九郎、杉男著、杨炼译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本书不但概述了古代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历史文化，并且探讨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源泉。同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C. 爱德华兹著、沈大珪译的《罕穆刺俾法典》（即《汉穆拉比法典》），本书不但叙述了法典的发现，介绍了法典的条文及其注释，而且比较了与摩西法律的异同。其次，一些知识分子撰介绍亚述学知识。如，郁伽撰文介绍古代两河流域的考古成就，尤详于巴比伦和乌尔两城（注：郁伽：《巴比伦古城的发现》，载《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号，第91-96页。）；颜虚心撰文介绍欧洲学者研究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历史，其中就有楔形文字的特征及其释读过程的概述（注：颜虚心：《欧人近东古文字学研究历程》，载《东方杂志》1940年第37卷第9号，第33-44页。）。徐球撰文比较了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与古代中国的园林（注：徐球：《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载《地学杂志》1931年18卷163号。）。陈廷璠撰文比较了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注：陈廷璠：《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再次，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还被编进各级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例如，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思爵主编的初级中学用《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在上册中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种族的变换和政权的更迭（注：王思爵：《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第18-21页。）。194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杨人楩编的《高中外国史》，该书在“两河流域文化”部分中谈到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注：杨人楩：《高中外国史》上册，业新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版，第50-56页。）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的大学教学讲稿《世界通史》，该书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文化成就。（注：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八年版，第71-99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与两河流域相隔万里，但仍有少量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流入我国。根据两块马骨化石的收藏者薛慎微所撰的《记骨化石楔形文字崖略》一文记载，1928年，一文物收藏者持一拓片请甲骨文大师罗振玉释译，罗氏根据文字“直行、方框、像形”等特征，猜测拓片上的文字可能是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然而，由于未见原物，故不敢妄下结论，嘱其弟子薛慎微物色原件。薛慎微不忘先生之嘱，于1936年发现罗振玉提及的拓片原物，经过辗转，从古董商王栋庭手中购得马骨化石，可惜罗振玉已经去世（注：施安昌：《故宫新收骨化石铭刻（楔形文字）的情况》，《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3页。）。经吴宇虹鉴定，马骨化石上的铭文系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其中一块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居鲁士泥圆柱的手抄本，原件藏在大英博物馆，讲的是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城的情形；另一块马骨化石，由于破损严重而无法释读（注：吴宇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楔文居鲁士泥圆柱马骨化石铭文抄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4-36页。）。除上述带有楔形文字的马骨化石外，原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还藏有两片楔形文字铭文拓片，曾氏的两片拓片是从两块泥板残片上拓的，其题字云：“古回教经匋（陶）片，中央亚细亚出土，夔德义牧师藏”。经吴宇虹鉴定，这两片楔形文字拓片系亚述帝国晚期的文字，但由于拓的效果不好而无法释读（注：吴宇虹：《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拓片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可见，尽管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就流入中国，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人能够读懂其中的楔形文字，亚述学研究更无从谈起。
    可以看出，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加广泛深入，甚至个别学者已接触并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然而，就学科意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只是介绍和普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尚未进入亚述学研究的学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