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界最为杰出者有三：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若就民国学界影响力而言，葛兰言当在伯、马二氏之后。葛氏曾受教于法国汉学家沙畹（douard Chavannes），而毕业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门下，是西方最早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汉学研究者之一。1911年来华作实地调查研究，与旅华法国汉学家铎尔孟（Andre' d'Hormon）结成莫逆之交。1913年回国，在法兰西学院继沙畹为“远东宗教”讲座教授。1918年奉法国外交部之命，二次来华。蔡元培曾与之在北京会面，有意聘其在北大任教，但他没有接受①。1919年回国任旧职。1920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25年受聘为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远东史地教授，次年帮助巴黎大学筹设中国学院，聘为教务长，以及汉语和中国文明教授。“二战”爆发后，巴黎失守，葛氏忧郁成疾，1940年与世长辞。葛氏师承既有汉学广博之沙畹所开创的法国汉学传统，又有专精社会学之涂尔干、莫斯（Marcel Mauss）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学派，故能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贡献了不少前人所未有的新见解。如《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Fé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中国文明》（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9）、《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1934）等，在民国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一位与中国学界颇有渊源的西方汉学家，在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5页）之前，人们对葛氏曾在民国学界引起怎样反响，所知甚少。桑氏对此虽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然仍有许多事实有待发掘，尚存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对相关文献钩稽爬梳，集腋成裘，以期重建葛氏汉学著作在民国学界流传及其正反评论的历史图景，由此揭示域外汉学在我国学界受欢迎之程度，实与中国本土治学取向有着内在联系。
    一
    葛兰言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史，始于1912年在《通报》（T'oung Pao）第13卷第4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婚俗考》（Coutumes Matrimoniales de la Chine antique）。而他在1912年左右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因“一战”关系，至1919年方出版。这本书是西方学者最早运用社会学及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1930年代出版了英译本和日译本。英译本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系E.D.Edwards所译，1932年出版；日译本《支那古代の祭禮と歌謡》，内田智雄译，弘文堂书房1938年出版。两译本均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1939年燕京大学人类学家李安宅在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发表英文评论。认为葛氏一再声称忠于文献，自称“最为重要的是判断文献的性质，然后由此决定事实的准确内涵，以避免任何超越事实之外的过度诠释”②。但事实上，他关心社会学理论胜于史实。所提供的事实是那么的薄弱，甚至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证据。以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也不可能解决葛氏所提出的所有问题。背景说明所涉及的，都是中国传统学者所特别关注的文本研究，没有任何现代类型的田野调查。许多学生虽对考察图腾观念很有兴趣，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然而葛氏居然在注释里很自信地说：“一个多么完美明晰的图腾崇拜的例证！”③ 总之，李氏对葛著评价甚低，认为它只是一个用科学术语包装起来的理论假设而已，他的贡献仅在于激发人们更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④。
    日译本亦为中国学人所留意，如郑师许研读过后，对葛氏推崇不已。1936年他在《我国民俗学发达史》一文论及欧美学者对我国民俗学的研究，认为马伯乐和葛兰言成绩最大，其中“格拉勒所著书，为这学披荆斩棘，虽然不免时有非难之声，但以其清新的观察，于我国民族的社会思想，纵横批判，实不失为现代学界一伟观。一九二九年氏所发表的《支那古代的祭祀与歌谣》（Fétes et Chan－sons Anciendes de la China）一文，内容分作四章，先于其前提中说明我国原始宗教研究的经过及其方法，阐明古文献的性质，然后就其所表现的事实，试为解释，终乃以‘表现于《诗经》中的恋歌’（Les chansons d'amour du Che－King）及‘古代的祭祀’（Les fetes anciennes）两论为其结语。此外还有一本名著，虽则不是纯以民俗学的考察为其目的，而于我国民俗学的影响极大的，就是一九二六年所刊布《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两巨册。其中大胆地批判我国上代的传说，勉力以阐明我国古代社会的种种真相为务，这真足令人佩服了。格拉勒两本大著，前者先涉猎其文献，或究明字句的异同或语义，然后综合其片断的资料，以对于以《书经》为中心所显现之上代汉民族的神话的体系为研究的对象；后者则以奔放的想象力，试为事实的综合整理，然后对于传说为大胆率直的解释，以阐明其与社会的习俗仪式离合的关系。”视葛氏为“现代欧洲研究我国民俗学的泰斗或明星”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采取以诗证史，通过研究《诗经》来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形态。郭氏虽然没有接触过葛著，但“时每听见朋友们说格拉南先生的方法和我的很相近”⑥。葛氏研究《诗经》的一条重要原则：“不关注传统的阐释，而要去发现《诗经》本身的原始意义。”⑦ 嗣后，闻一多提出认识《诗经》真正面目三条原则之一：“带读者到《诗经》时代”⑧，提倡运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将《诗经》置于产生其时代背景上加以研究，根据当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思想来理解诗义。葛、闻二氏原则极为相似，且二者研究《诗经》的学术路向亦较接近，但尚未发现直接证据说明两者存在学缘关系。不论后来者是否受其影响，或已超越前贤，从人类学、民俗学层面阐释《诗经》，葛氏无疑具有先驱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