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对葛氏著作、核心观点、近期动向叙述大体准确，当对此作了全面了解，绝非率尔操笔，疑出自吴宓之手。吴氏或许心仪葛氏，1931年赴欧洲游历，拟计划谒见葛氏。1930年4月11日，宴席中初识巴黎大学博士陈绵（此人与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多有交往），“述葛兰言为中国学院（巴黎大学附设）院长，允作函介绍宓”（37），想必席间应谈及葛氏。又，1930年7月10日，吴宓致函叶恭绰，请求叶氏为其“写一介绍函与班乐卫、葛兰言二君，函由宓带去面投”（38）。遗憾的是，吴宓在巴黎期间并没有晤会葛氏，疑被拒访，吃了闭门羹。据说葛氏秉性倨傲，1936年吴文藻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介绍，方获晤谈（39）。葛氏不太热心与中国学者交往，这可能也是其大名不显于中国学界的一个因素。
    对《中国文明》批评最为猛烈的是丁文江（40），此外，雷海宗亦曾撰写过书评，其观点远不如丁氏尖刻，似更为公允。他首先肯定西方汉学界的成绩，谓马伯乐《中国上古史》和葛兰言《中国文明》是西方汉学界最高峰。把与中国上古史有关的材料与考据著作完全研究消化，中国古今对于古代史料的考据，西方汉学家数十年来的丰富研究，以及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他们都不辞辛劳地过目一遍；他们又把中国古代传下的史料以严格的方法与冷静的态度详细考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才写出著作，“它们的地位与价值真可称空前而无愧（当然为中国学术起见，我们不希望它们是绝后）”。相对而言，雷氏以为葛氏著作价值不及马氏，原因有二：一是方法方面，葛氏认为中国春秋以前的年代完全不可靠，连春秋战国的年代也只有公认的价值。其书不管年代，只把他认定中国古史上发展的步骤按序写出。这虽是严谨的方法，但也未免太过，况且历史全靠年代维系，若无年代，历史就不成历史。所以，葛书所讲事实，往往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时代，加以文笔古怪，读过之后令人不得要领。不过书之大体十分清楚；二是态度的，葛氏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材料完全不可靠，连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材料，他都怀疑，所以把政治史略讲几句就去专讲法制史，这不免呆板或空虚。讲到春秋战国时代，间或引用年代，但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然而，在他自定的范围内，加乃真令人佩服。他对于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讨论，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贡献。儒家的理想附会他虽不承认，但他能从古书中找出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大半都是前人所未曾注意过的。历史学者若不读此书，可不要再谈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最后讲秦始皇、汉武帝建置帝国制度的经过，颇有价值（41）。撇开葛著细节上的错误，雷氏颇多肯定，这似与其“综合史观”有关，与一般中国学界主流斤斤于考据（或专题研究）有所不同，这大概也是丁、雷二氏之所以对葛著评价悬殊背后存在学术观念上的差异。
    民国时期赴法留学者不少，有些则追随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其与葛氏有师友关系的，如李璜、杨堃、王静如、陈绵、郭麟阁、陈学昭、凌纯声、水天同、高名凯等。积极宣扬葛氏学说的是李璜、王静如、杨堃。1929年李璜在《新月》（第2卷第8号）发表《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42），又收录于《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一书，最早向国内学术界详细介绍葛氏学说；1943年5月29日，王静如在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与中国学术之影响》，重点在于论述葛氏的治学方法。王认为法国汉学发展经历了兴降期语文考据法、大成时期的史语法、发扬时期的社会学方法。葛氏是发扬时期的代表，“他的成就便独放异彩而变为法国汉学的特征”。有必要指出的是，194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中法汉学研究所，所中成员大多与葛氏颇有渊源关系，如所长铎尔孟为葛氏旧友，负责行政事务的杜伯秋（J.P.Dubosc）、法方研究员石泰安（R.A.Stein）、中方研究员杨堃、高名凯，均为葛氏的学生。中法汉学研究所颇有志于扩大葛氏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研究员曾觉之翻译葛氏《中国思想》一书（43），《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导论”部分，集中体现了葛氏的治学方法，尤可称为社会学派的宣言书，亦由曾觉之译成中文，惜未出版；燕京大学发行的英文版《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1939年第1卷第2期，同时发表杨堃的“Marcel Granet,an Appreciation”和波兰汉学家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的“Marcel Granet and his Work”。这两篇文字是丁文江之后，葛氏中外学生公开回应丁的批评，而为其师辩护，在海外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44）。杨是葛氏中国学生中最卖力推介其理论的一位，除了用英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方法之外，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1942年第1卷第3、4期，1943年第2卷第1期）发表长文《葛兰言研究导论》，对葛氏的生平、著作、学术背景、治学方法及其贡献，作了详尽论述。他自己还曾翻译《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约30万字，惜未出版。杨堃无疑是葛氏的忠实信徒，1942年开始着手“五祀研究”，采用与葛大致相同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他坚信建设科学的新史学，只有社会学分析法，可以胜此重任。“葛兰言的理论，我们可以修正，可以补充，或者亦可推翻。然而葛兰言所用的方法，那乃是绝对可靠的方法，亦即是建设新史学惟一的利器。我们若不能明白葛兰言的方法论，那就不必再念葛兰言，亦不必再谈新史学的建设运动。……仅有葛兰言的社会学分析法，那才是建设中国新史学之惟一的工具，亦是中国新史学运动中之惟一的一条出路。”葛氏方法最好的说明在《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因此杨氏不无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权威学者与研究机构，能如同善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样，亦聘请专家完全翻译葛氏这部大著，以为“那不仅是葛兰言的幸运，而实是促进中国新史学运动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45）。不过，这些为葛氏辩护或倡导其理论学说的文字，大多发表于1940年代的沦陷区，在国内学界反响一般，远不如丁文江文字流传之广。
    要之，葛兰言门徒虽然力图将社会学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史学界，大声疾呼要在中国新史学运动中建立“社会学派”，但终归成效不著，加之近代中国社会战乱频繁，随之1949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之变革，葛氏的声音便销声匿迹。1950-1960年代，国内学术界要肃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毒素”，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均难幸免被批判，而惟独葛氏被人所遗忘，成了漏网之鱼，这多少也说明了他对中国学界影响相对而言较为浅弱，未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