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是葛兰言的一部代表作，他的治学方法于此可见。是书导论59页，是葛氏方法论的一个很好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汉学界的一个革命宣言。他虽与沙畹正统派汉学阵营关系紧密，然与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为代表的史语学派异趣，可谓自树一社会学派。他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三期：原始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原始时代全无文献可征，纯属传说时代，然其历史最长；封建时代虽有文献，然大半均系晚出，屡经窜改，未可信赖，可称为“半文献时代”；帝国时代始于秦汉，乃入于真正历史时代。葛氏治学兴趣在于前二期，尤其是封建时代。在无文献或半文献的史前和原始时代，如何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地下发掘固然比古文献更为重要，但中国考古学尚处于幼稚阶段，故仍需从旧文献中发现新事实。他批评中国传统考据学“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虽然进步甚大，但“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道：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他进一步指出：
    关于春秋以前历史事实的整理，中国汉学家所贡献的太少了。因此令我们西方人自知汉学考据以来，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书，而从此便结论到秦以前的中国史事都是假的，更从此而称中国的古文化大都从埃及和巴比伦去的；……我很惋惜中国学者为什么不在几部认为较古而较可相信的书，如《诗经》、《春秋》等书内去寻求自己文化的渊源和原始形式，而要令西方人来胡猜呢！……从文字方面去考求--单从这种凌乱的文法文规的中国文字方面去寻求--古书的真伪，简直是一种令人悲哀的事情。
    葛氏所批评的隐约是针对马伯乐的中国文化“西来论”和高本汉过于迷信文法。既然考订古书真伪，并不能整理出中国古代文化事实，则不如用力于研究故实方面，尤其愈带神话意味的故实，愈有研究的价值。他的方法概括为“伪中求真”，葛氏常言：“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故事的人的心理作用确是存在的。”一面是求助于历史学方法的“内在批评”，一面是求助于社会学的“同类比较”，以发现真相⑨。
    二
    中文世界较早介绍葛兰言著作的，是1925年《史地学报》上的一篇译文，“格兰耐（Marcel Granet）著《中国古代之诗歌与礼节》（Fétes et Chansons aneiennes de la Chine,1919巴黎出版）根据《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生活与文学，为中国史学上放一异彩”⑩；1927年，同样在中译文里出现葛氏，高本汉《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文说：“《左传》是中国文学的杰作之一，为中国人所爱读爱研究的，并且格拉内（Granet）在一部好书里（《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ē 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说：‘这部书是中国文学中的很生动而丰富的文件。’”（11）《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初版于1926年，同年被高本汉论文所引用，谓“一部好书”，翌年高文被译成中文，又于同年春北京大学国学门获得葛著，此后便有了徐炳昶托李璜译述之事。这些几乎是在同个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让人觉得那个年代中外学术交往有时极为迅速，多少有些令今人莫名所以。
    《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是西方汉学界一部名著，但国人直接读过原著的，如李璜、丁文江、杨堃、王静如等，实属不多，一方面是内容艰涩，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英译本或日译本，使它在我国传阅不广。仅有李璜在该书出版后，曾写过一篇长约3万字的书评，发表于《长风》半月刊，从第1期起连载。后该刊停办，又续刊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8期。1933年12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题名《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是书与原著颇有出入，而且只是译述一个内容提要，但幸亏这个不尽如人意的文本，让国内读者有机会略窥葛氏理论的魅力，不致于让他在中国学界太默默无闻。葛氏弟子杨堃一向以发扬其师学说为己任，一直不满于国内学界对葛氏的麻木，甚至以为葛氏是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遂使其大名不显于中国。1929年葛氏《中国文明》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版《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Professor Granet's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对葛氏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这一事件确实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2）。郑师许谓“时有非难之声”，或即指丁文。日本石田干之助将丁文译登于日本《民俗学》杂志，谓“东洋学界以其评Granet多知其名”，就葛氏“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元完肤”（13）；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威尔（James R.Ware）评论《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英译本，特意论及丁文，认为丁批评葛氏证明了两件事：一是葛著存在一些细节错误（葛氏自己毫无疑问也承认）；二是丁文江不喜欢用社会学解释中国古代史，或许仅针对葛氏。据丁的解释，葛氏采用了涂尔干社会学派的概念和方法。不过，评者甚为葛氏抱不平，指出包括美国学界在内，似忽视了葛氏的研究方法（14）。
    葛氏之所以没有能像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一样在中国走红，除了中国学界要人的批评、与中国学者联络较少等原因之外，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他的治学方法是在西洋中国学正统派之外，别树一帜，是与我国新旧两派的史学家与国学家所抱的观点与所用的方法俱不相合”（15）。民国史学界虽派别林立，治学方法各有异趣，然占据话语霸权的是史料主义取向的新历史考据派，学界名流如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洪业、顾颉刚等多属该阵营。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初期，这些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1930年代以来，这种“非考据不足言学术”的风气，多少表现出一些保守性和排异性。1931年夏，神话学者江绍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一门课，无理由被取消，他抱怨“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虽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中国官学却尚不知提倡或至少容忍之”（16）。1936年杨堃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江氏，“官学”对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态度有所改变了。英国人类学家布郎（Radcliff Brown）来北大讲学，胡适当时曾言：“北大历史系课程过于正经，无左道斜门之设，如人类学等。”并言“此间所谓左道斜门……乃系使北大历史系对此项学术加以注意”。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亦曾说：“人类学、人种学、风俗学，都是历史的辅助科学，同时也就是研究历史应当注意的。”（17） 在胡适、陈受颐这些史学界主流派眼中，人类学等都是“左道斜门”，言外之意，惟独考据才是“正统”学问，怎能容得江氏讲“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津津乐道于文献考据之学，自然容易被国内主流学者引为同道，而视葛兰言为“旁门左道”，非“正统”中人，被“官学”拒之门外，乃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