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的进展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形成，学术界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看法。战后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在帝国主义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反映，便是一篇名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论文的问世（发表于1953年《经济学评论》）。论文的作者是伽拉赫（Jack Gallagher）和罗宾逊（Ronald Robinson），他们均为剑桥的学者。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无形帝国”的概念进行全新的阐释。
    据我国老一辈著名英国史研究专家蒋孟引教授的研究，“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概念是费伊（C. R. Fay）博士在1940年出版的《剑桥英帝国史》中首先提出来的，以区别于古代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查理曼帝国和重商主义时代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等所谓的有形帝国[8]（p. 7）。在伽拉赫和罗宾逊看来：大约在维多利亚中期，英国人通过他们的雄厚经济实力，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无形帝国。因此，大英帝国的全盛阶段并非是在19世纪的末期，而是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于英国而言，整个19世纪都是一个对外扩张的世纪，是一个帝国的世纪。只不过这种扩张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移民、贸易、海外投资，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海军基地等。在此过程中，虽然政治手段和经济政策同等重要，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只是帝国扩张的一种模式，而且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模式[9]（pp. 54～58）。
    伽拉赫和罗宾逊还认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1945年以后的美国很相似，它们都是通过无形的统治方式来发挥帝国的作用。因为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都是效果最佳的手段。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们所奉行的格言就是：Informal empire if possible，formal only if impossible. 译成中文便是：有可能时皆为无形帝国，非必要时不建有形帝国。只是在19世纪的后期，随着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才促使了大英帝国的有形化。因此，英国的这种做法，并非主观的意愿，而是客观环境作用的结果[9]（pp. 64～70）。
    就在伽拉赫和罗宾逊论证了19世纪末有形的大英帝国出现之前，无形的大英帝国便已存在的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则更为关注的是：在有形的帝国解体之后，帝国主义为什么会继续延续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关这类论述的出现，不仅与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战后开始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欧洲的列强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殖民统治范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在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非殖民化便随之兴起。此后不久，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又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前殖民地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独立的国家。
    但是，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没有摆脱对前宗主国在经济上的依附。对于不少的新兴国家而言，它们对以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性，甚至比独立之前更大。这种状况的存在揭示出了一个如此的事实--帝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
    为了对这样的客观现象做出理论上的解释，依附理论应运而生。在依附论者看来，帝国主义并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上的控制，即促成并固定了世界上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形帝国的存在，仅仅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实行经济上控制的一个政治结果。因此，即使帝国不存在了，由于这种依附关系依然如故，这就使得那些获得政治上独立的殖民地仍处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只能使穷国的发展速度缓慢和停滞不前，陷入贫困和依赖他国的困境”[10]（p. 310）。
    三
    由于依附论者十分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认为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通过以它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使得欠发达国家处于依附的地位，才导致帝国主义并未随着帝国的终结而消失。他们的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就此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英国著名学者伽拉赫和罗宾逊。1961年，他们合作出版了一本新著，名为《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Africa and Victorians）。在此书中，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很多的情况下，非西方国家内部、而不是西方国家内部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帝国扩张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控制方式和手段的改变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在19世纪的埃及，由于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便导致了外国干涉的增多，结果刺激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埃及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结果引起英法的直接干预和对埃及实行政治上的控制。他们也还谈到，随着南部非洲珍稀矿产的发现与开采，加剧了列强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促使该地区的均势发生变化，结果便引发了布尔战争[1]（pp. 7728～7729）。
    此后，罗宾逊又以西方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等地的政治伙伴（partners）在殖民统治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伙伴关系理论”（Collaborations theory）。认为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前、实行殖民统治期间以及殖民统治解体之后，西方国家与殖民地的政治同盟者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建立起了一种伙伴关系，形成了一个“合作体系”（System of Collaborations）。帝国主义便是这种合作体系的具体体现。他还认为：帝国主义形式的改变可以被看成是合作模式的改变。而这种合作模式的改变，与前殖民地内部和前宗主国内部政党政治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1]（p. 7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