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
    杨成志认为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始于语史所的建立，起初是从研究民俗学，“后来却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会合起来了。”（45）早期的民俗学研究虽然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到民众中“采风问俗”，通过田野调查实地搜罗材料，利用“现代研究学问最适当的方法”去研读材料。但是由于缺乏民族学、人类学专门的学科训练，使得他们对于占有的材料无法消化。尽管杨后来表示过对“人类学的测验”高明表示赞赏，但终因“我国向无人类学一科，实付缺如，无可纪”。（46）诚如当时的一位评论者所说：
    （民俗学运动的）倡导者多为文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缺乏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眼光较为狭隘，其结果事实多而理论少，琐屑之材料多而能做比较研究者少……然自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观点看来，叙述技术亦嫌不足，故乏科学价值而言。（47）
    这一批评显然是中肯的，他指出的正是早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软肋”--缺乏理论指导和必要的学科训练。
    不过，此时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虽还有诸多的弊端，但由语史所同仁倡导的民族学研究范式却已逐渐形成。1932年朱希祖在《恢复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总结到：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48）
    原朱希祖之意，研究所同仁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之下，在材料上，注重传统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互相补充、印证；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这种独特治学方法自形成以后，便积极应用到实际研究领域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时至今日仍然为学界所称道、传承，影响久远。
    第三，新学术流派的诞生。
    1935年杨成志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长期围绕着现代民族学基础理论方法建设和培养专业研究生两个方面的工作，直至暮年，耕耘不已。
    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上，杨在全面继承了语史所时期民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还在1936年首次将体质人类学、人体学、生物学、统计学综合运用到广东北江猺调查的过程中。（49）
    杨成志从事人类民族科学理论方法建设的同时，在教学上着重培养学生，引导其兴趣，在田野工作上分析实况和发现问题，作出客观的识别，教导学生民族学要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50）在十四年间（1936年至1949年）共招收培养了10位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教授。现根据相关材料列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及相关信息如下：
    正是在杨成志的影响之下，学生的学术视野不断得到拓展，在实际的研究中尤注意田野调查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工具的借鉴。例如，史学部研究生江应梁在其拟定的《西南民族研究计划》中认为：由于古人对于西南民族一贯持有“一个错误的歧视心理”，“此种主观记载怎能据以作研究的立论”？除关于民族历史的演变部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主要资料，亲自访问作次要资料外，认为“向西南民族中作实际调查，实为研究本题之唯一方法”。同级研究生王兴瑞也认为其《海南岛黎人研究》“主要材料的来源，非依靠实际考察不可”，“最重要的是基本知识的准备，如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都非有相当的修养不可”。二人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都运用了体质人类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体质构造”、“智力及文化”进行测定。（52）
    文科研究所历史学组和人类学组经过十几年培养了大批的史学和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人才，形成一支阵容强大的学术生力军，这些人中至今还仍在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余热。1948年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杨成志正是以该研究所关于“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作为向教育部申请开设人类学系的重要依据，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从而成为国内较早开设人类学系的高等学校之一。
    综上所述，文史研究所在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不仅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治学观点和方法的研究旨趣，同时还构建了一套从本科到研究生完整的学术传承体系，他们的研究风格和成果得到学界同行的一致认可，将其誉为“南派”，以区别与其研究方法和旨趣不同的“北派”。“北派”讲理论，重应用，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为首，主要受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理论的影响，致力于近代民族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南派”注重实践，偏向文化史重建，由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杨成志先生挂帅，更多地运用“历史学派的理论主张，从事于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全貌性研究”（53），主张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即通过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测量相结合，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证”效果，因而又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54）在这种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之下，直接催生了历史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产生，也代表着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55）
    注释：
    ①顾颉刚：《发刊词》，载《语史所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1日，第1页。
    ②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载《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3-5页。
    ③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第3、4页。
    ④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第10页。
    ⑤顾颉刚：《猺山调查专号·跋语》，载《语史所周刊》第46-47期，1928年9月19日，第129页。
    ⑥绍孟（余永梁）：《编后》，载《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35-36期合刊，1928年7月4日，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