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1886-1961），名铭恕，字仲勉，原名汝懋，以字行，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先生一生精研乙部之学，不仅于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少数民族史（尤其是突厥史）、史地学、金石学、文献学等研究领域均有不朽建树，尤对所治领域史料有大量校雠辑佚，征引广博，考订精审，为20世纪文史研究、特别是唐研究提供了一份坚实的文献基础，沾溉后人良多。上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即将岑仲勉与陈寅恪二先生并称为“中古史的两位大师”①，此后不少学人也一再提到岑仲勉先生在中古文史文献考据方面的贡献②。考察其学术历程可以看到，岑仲勉致力于文史文献考据这一学术进路的形成，与其早年边疆史地研究紧密相关。作为自学名家的学者，岑仲勉早年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乙部史地考订之学展开。他那些篇幅长短不一、征引史料繁复、考订雠校严密的史地学论文，虽然文献涉及面与后期相比并不算宽，但其中所透显出的“史源”追考意识，无疑成为岑仲勉此后治学偏重文献考据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一、史地考订中的“史源”追查
    岑仲勉自1912年底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后，先后进入沪、粤两地政府机关供职，长达二十年之久。工余之暇，博览群书，尤关注实科及乙部之学，撰有大量读书笔记。30年代之前，除《对于植物学名词的管见》（1923年《科学》8卷11期）、《楮构说》（1924年《科学》9卷1期）、《遵路杂缀》（1928年《津浦之声》3-4期）等少数几篇文章外，其研究所得多未发表。直至1931年任教广州圣心中学后，岑仲勉始借编辑校刊《圣心》，逐渐将其早年学术成果公诸于众③。从这当中，恰可见其早年学术思路。
    依陈达超教授所整理之《岑仲勉先生著述要目》④，岑氏在《圣心》杂志共发表论文31篇，其中一期14篇，二期17篇，今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一书者26篇⑤。这26篇论文均为史地考订类，篇制不一，长者数万言，短者百十字。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划分为八类：
    （一）重要古地的证订。如《唐代阇婆与爪哇》、《阇婆婆达》。
    （二）古代地理交通考证。如《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掘伦与昆仑》、《明代广东倭寇记》。
    （三）建置及区域考证。如《〈拉施特史〉十二省之研究》、《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诸蕃志〉占城属国考》、《广府》。
    （四）往日为人所忽略的边远史地考订。如《柳衢国 致物国 不述国 文单国 拘萎蜜国》、《阿軬荼国》、《奇沙国》、《末罗国》、《憩野》。
    （五）汉籍记外国地理之误会辩证。如《〈水经注〉卷一笺校》。
    （六）外语所译我国地名之原名考释。如《暮门》、《zaiǜun非“刺桐”》、《Quinsai乃杭州音译》、《波凌》、《亚俱罗》。
    （七）唐以前地理佚书考辑。如《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翻梵语〉中之〈外国传〉》、《王玄策〈中天竺国行纪〉》、《西域记》。
    （八）不经见之外地名称的考释。如《苫国》、《朱禄国与末禄国》⑥。
    就上述诸文之考订方法而言，岑仲勉在上世纪60年代重编《中外史地考证》的“前言”中曾予略述：
    抑既寝馈于斯二三十年，虽乏寸长，要思献曝，今试略言之：
    要注重材料来源之价值。如一等、二等……之类是也。文字一经转录，字句小差，便生别解⑦。
    可见，“注重材料之来源”--亦即今人所常言之“史源”追考，正是岑仲勉数十年史地考订、甚且可谓其整体学术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小结。
    应该说，岑仲勉“注意材料之来源”的思路，受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特别是“三通”之研究思路影响颇多。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素有“原始察终”（《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学术传统，故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说（《报任安书》）堪谓后世治史通则。这一点，在“三通”之中尤有体现。刘知几《史通·自叙》即指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⑧；此后郑樵《通志·总序》也明揭“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⑨ 的治史轨则；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更倡言，要研讨古来典章经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⑩。此三者所述“指归体统”之辨察、“学术源流”之检讨、“典章变通”之推寻，可谓均含有一种“商榷千载”（《史通·六家》）的眼光和胸怀，力求就古来史学之发展流变“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故后世断代史书的首出之作《汉书》，尽管有班固“综其行事”、“上下洽通”的修撰声明（《汉书》卷一百《叙传》），但仍不免为《通志》、《文献通考》所诋（11），可见此一传统之影响。循此线索来看，岑仲勉少年时即自修乙部之学，尤好读其父所遗留之“三通”（12），自然不会不受到上述史学传统之影响。
    然中国史学凸显“会通”精神的背后，实不仅指涉对史实本身之条理安排，同时亦蕴有对史料本身予以考察之意涵。毕竟，追寻史实之迁变离不开对史料传录之考究，故考订析理史料之来源，正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第十五》中即指出，史书之撰著一方面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但另一方面，“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13）。当然，这种对“异辞疑事”的考察，尚非30年代以后陈垣所开创的“史源学”研究--后者更强调通过史料出处、主次源流之根寻（14） 来考察史料之信值，而岑仲勉真正受陈垣影响而明确标举“史源”这一概念也要迟至30年代中期以后（15）。但是，源于上述类似考察“异辞疑事”而形成的追查“材料来源”的研究思路，实早已潜藏于其早年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从《圣心》所刊诸文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