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三书中以《梁书》为早（笔者案：姚思廉父察曾仕隋，本有初稿），但其《扶南传》一节又不见于他书残文，适为孤证。因此，岑仲勉实际是从史源追讨的角度，考及刘逵、李昉等书所引之《异物志》以及竺枝《扶南记》。刘逵系晋人，竺枝系刘宋时人，故所著皆较上三书为早。而刘、李之书所引《异物志》虽系简称，亦未见作者名，但岑氏以为其书或为东汉杨孚之《异物志》，但也不排除或为三国吴人万震之《南州异物志》、抑或吴人朱膺之《扶南异物志》等书的可能，总之至少可作为三国时期之史料来看。正由这三则史料，岑仲勉才断定“金邻之名，确可上溯至吴，或且至后汉中叶；且知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及林杨各约二千里”，从而为下文引证姚思廉等人之三书作史源上之证明。由此可见岑氏在追讨史源上所用的工夫及眼光。
    实际上，岑仲勉在此文开头谈及“昆仑”系后出转变之译音时，已在“注释”中指出：“昆仑二字，虽见《南州异物志》及竺枝《扶南记》，然不过左右大臣及国王之名号，非国称也。据余所见，以昆仑为南洋国族之称者，实始于林邑记（《水经注》卷三十六）之‘昆仑单舸’。”（26） 其言下之意，即如果仅仅从“昆仑”这一专有名称的使用来考察，其实较容易找到问题答案，刘宋时佚名（托名东方朔）所撰《林邑记》早有记载。然而若想要详细考订其实际方位、作为国族之称得名原始，则史料表层之“史实”实不能满足要求。质言之，考察史地之名，如果仅仅凭据一二材料上偶合之记载，而不深入问题作详细的史源追讨，所得只能是一种表面之史实。这一点，对于今天日益发达的电子古籍检索手段而言，显然具有其现实针对性。
    二、从追考“史源”到文献考据
    以上二例中的学术思路，在《圣心》所刊诸文中比比皆是，可见岑仲勉早年史地考订中所培养成的“史源学”眼光。然而岑仲勉的研究又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将学术目光拓展到“史源”追考所涉及的文献之考订上。即在史地考订中，他逐渐发现不少史料虽广为学人所知，也多有使用，但这些史料本身往往问题多多，缺乏细致、详尽的整理考订，严重影响学术研究之拓展。因而在其早年史地研究追讨史源的过程中，他往往会“顺带”做些校勘、辑佚、辨伪之类的文献考据工作。尽管目的或许尚不在文献考据本身，然而其“顺带”作这些文献考据工作的同时，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追讨史源与文献考据紧密联系的学术思路。
    1933年《圣心》二期所刊《〈水经注〉卷一笺校》一文，堪称20世纪《水经注》研究史上一篇名文，曾深得陈垣、陈寅恪、胡适等赞誉（27）。岑仲勉在上世纪60年代回顾此文时曾提到，他之所以致力于《水经注》卷一之笺校，起因在明人周婴《卮林》批评《水经注》“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我为求指出其误会所起，才作《〈水经注〉卷一笺校》，同时因郦注此卷引用《佛游天竺记》文很多，且有不少异同，故就此等异同地方，顺带作校勘记多条，并非试图校勘郦注”（28）。然而从文章实际来看，其所作又似并不完全合乎其“顺带”的初衷。譬如文章对《水经注》卷一“释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东有僧伽扇柰揭城”一句的校释，先指出“僧伽扇”（SamKasya）即《法显传》“僧伽施”之异译，然后考订曰：
    明周婴《卮林》谓郦氏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水陆未辨，道里难明，历举多事，俱与传大致相违，所言颇中其失矣。然周氏徒指郦注之误，未抉其致误之因也。……考注于拘夷那竭国之前……盖道元未履异域，惟采旧闻，安、显二书，一炉而冶，无怪乎东西互易，间有差违矣。若以今图诊之，则……此本注所引法显行经各国之方望大较也（29）。
    此处“若以今图诊之”之后，有一段较长的具体考订文字。从这一大段地理考订可见，虽然岑氏说目的不在校勘郦注，而只为纠正郦注因“未履异域，徒采旧闻”导致的诸多讹误，但就其“顺带”所作的这些工作来看，实即按“他校法”，以《法显传》及后世舆图来校订郦注。文章中此类例子不一而足，适可见其文献校订的学术“趣味”与考据工夫。
    其实，岑文文首小序已明言其当日实际思路所在：
    原夫道元之书，朱郁仪首启蓝缕，合全、赵、戴为明清四大家，后儒踵起，三百年来涤污荡秽，宜若廓霾雾而见青天矣。然试一展卷，则焉鸟亥豕，独有承伪，即许脉水功深，犹是考古力弱（此两句翻套杨氏语），因综平日手记较多之卷一，排比为数十条，书而出之，井蛙之见，敢云驾轶前人，正谓整理古籍，需功尚巨，读书者慎毋曰珠玉当前，遂退藏自馁耳（30）。
    所谓“试一展卷，则焉鸟亥豕，独有承伪”云云，完全是一种文献校勘之眼光，故而紧接之后才会提到“正谓整理古籍，需功尚巨，读书者慎毋曰珠玉当前，遂退藏自馁耳”。可见，固然岑仲勉本意在郦注所涉史地之考订，然而潜意识中似乎又自然而然的关注到对文献予以考据异同。而这一治学“习惯”，在同时期完成的不少文章中都有同样体现，1934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成名作《〈佛游天竺记（31）〉考释》一书，表现得尤为明显。
    岑仲勉原已撰有《法显西行年谱》及《法显西行年谱订补》各一篇（后者刊《圣心》二期）。《考释·序》称原二文对其书所涉“今地之考证，仍弗备也”，故“去岁获毗氏翻本，亟取可采者录之，再于法显历程，通盘剖析，无意中乃发觉向来中外考据家一大错误”。这一错误，即后来学者过于轻信清代官修之《西域图志》，而此书实存在“计里未周，指方或昧，不克按图索骥”等诸多问题（32）。所以，为纠正《西域图志》以来后人对西域史地认识中的讹误，岑书不仅就《佛游天竺记》一书中有关地名的“今地”予以详考，更就全书内容予以周密笺注，以求为后人了解“显师辛苦跋涉之游踪”（33） 提供一全面可靠的史料。可见，如果说《水经注》卷一之笺校仍属一种“顺带”的工作，则《考释》一书已显然是有意而为的专书文献考据。
    再如岑仲勉1935年9月所发表之《〈括地志（34） 序略〉新诠》（刊1935年中山大学《史学专刊》1卷1期）一文。从文末所述“稿成阅岁”，可知此文大约写成于1934年。其出发点本为纠孙星衍辑本之偏--“不疑遗文之残错，即信《旧书》为疏略”以致“两者冤同不白”。然而岑仲勉以《序略》残文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之地理沿革相参证，“择其各州之志无专条者，名有更易者，易生疑问者，谅系舛讹者，一一条解”（35），则显然正是以《旧志》来雠校《序略》。在该文中，岑仲勉更明确指出：
    读古书而不得厥解，疑之诚是也，顾吾人未致其疑，先须求其所可是，求之不得，方伸我见，庶不至妄抵前人。盖旧籍中常有似误而未必定误者……尝见夫有清学者，好征斯志，大有非唐以前书不读之概，然征之者多，治之者少，学术所以不振也。辑本虽寥寥数卷，订批正缪，要非易事；人有良田，草莱不治，人有金沙，泥砾弗除，则亦何贵乎良田金沙者；整理之责，诚有望于爱读是书者矣。稿成阅岁，旅中多暇，爰写而存之。一九三五年秋九月，顺德岑仲勉。（旅中未得取各本《初学记》互勘，所校《旧唐志》，又未克与甘泉宗贤刻本封照，俟他日再为之。）（36）
    由文中所述来看，岑氏对其时学界之疑古风气显然并不认同。他强调对古籍本身应予深入考辨，而不可轻易断为伪造了之；同时认为，对古籍的利用不能不辨良莠随便征引，而应充分注意对史料本身作详细整理，且认为史料整理不够，适成学术发展进步之瓶颈。清儒曾指出，治书之学非仅人受益，并书亦受益--亦即通过整理考订来开拓文献史料的实际应用价值。岑仲勉此处所述，正是这一思路的流衍。所说“整理之责，诚有望于爱读是书者矣”一语，已隐然透出其此后以整理古书为重要为学内容--亦即为现代学术之进步而致力于学术资料之考订整理--的学术思路。正出于这一强调对文献予以“整理”的精神，其由追讨史源到侧意于文献考据的学术研究进路，最终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