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Jerusa-lem）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一文，在《圣心》所刊论文中篇幅较长，也是其中极见其治学特点的一篇。大食，即七世纪兴起于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日世界堪与唐王朝并驾齐驱的强盛之国。有唐一代，双方多有往来，但中国古代史料中有关大食的记载却很少。晚清学者洪钧（1839-1893）《元史译文证补》曾指出，“《唐书》所纪都盘六国，方向程途，殊难考合”；现代著名史学家张星烺（1889-1951）《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对此亦曾有专门研究，然在岑仲勉看来仍存在一些“甲是则乙非”的问题（16）。故岑文由此入手，试图弄清大食属国相互间纠结难辨的方位关系。
    文章先追考一般讨论此一问题的原始史料--即宋初王溥所编《唐会要》卷一百。其中记载，唐天宝二年（743），鸿胪卿王忠嗣答玄宗问“诸蕃诸国远近”时曾引及《西域图》。岑仲勉指出，史载永徽二年（651）大食始来朝，然许敬宗等奉敕纂修《西域图志》实在显庆三年（658）至乾封元年（666）（17），而大食此时实力尚未发展至中亚，故与王忠嗣所言情势显然龃龉难合。岑氏据此推定，王忠嗣所引述之《西域图》，并非许敬宗等所修之书，而只可能是玄宗时汤嘉惠所撰之《西域记》。岑文所提之汤嘉惠系玄宗时人，开元年间曾任安西副大都护（18），其书早佚。因而，要从许敬宗等所修之书与汤氏此佚亡之书追讨大食属国史料记载更早之史源，显然均已不可能。由此，岑文转换思路进一步指出：
    惟《元龟》及《新唐书》传、志之史料，似无疑同出一源，其间小有异同者则缮写或剞劂之讹也。余频年习史地，每及此节，即作种种臆测，冀得一当，然或先入为主，或辄疑舛误，究不能自完其说，作而辍者屡矣。近则抛弃旧说，别开新途，先于宋人著述所记位置，某也符合，某也抵牾，作一剖解清表，次乃就其最不可解者构思之，始得一线之光明焉，虽不敢自谓必完全无误，然舍此解法，似更无以合乎旧籍各说（19）。
    所谓“同出一源”之“源”，实即“史源”。亦即是说，从史源学角度来看，宋人王钦若、杨亿等所编之《册府元龟》，以及宋祁所修之《新唐书·大食传》、欧阳修所修之《新唐书·地理志》，与《唐会要》实为具“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的史料，其价值具同一等次。因而，在无法追讨更早且更可信史源的情况下，惟有通过对同一等次信值的史料作相互比勘，以发现记载歧异最多的问题，由此入手方有进一步深入研讨的可能。岑文后部，正是通过列表比较，发现“除少数差点，如日程、方向等外，其书说中最不相容者，厥为岐兰之位置”（20）。然后以岐兰为观测点，根据各国间相互位置及距离日程，逐一考订陀拔思单、罗利支、都盘、渤达、河没、沙兰（今耶路撒冷）、怛满等大食七属国之具体方位。
    很显然，岑文最终对问题的解决并未依托更早史源之追考而完成，但指出当时条件下所能追考到之史料相互间的源流关系，却无疑出于一种“史源学”的思路。稍阅《唐会要》与《新唐书》相关文字，即可印证岑氏“小有异同”之说--《新唐书·地理志》与《唐会要》文字几乎全同；《新唐书·大食传》稍有变化，但所载各国相互位置及距离日程也大多一致。由此可见，追讨史源正是此文核心思路所在。不仅如此，岑仲勉还提出在面对史源相近或具同等信值史料的情况下，如何开拓此类史料深层价值的可能。
    又如《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一文。该文主旨在考订唐代“南航必经之途”（21） 的“金邻大湾”，及其旁之金邻国--亦即“南海昆仑”之实际方位。早在岑文之前，法人伯希和即撰有《交广印度两道考》（1904），费琅也撰有《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19，岑文称《昆仑考》），已就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地区的海路交通作了开拓性研究（22）。然而岑文指出，伯、费二文并未注意到“南海‘昆仑’（非西域昆仑），在我国实为再出之译音，非最初之译音也”，因而未能发见此“最初译音”，“故昆仑族之来源，尚不能阐发净尽”。缘此，岑仲勉利用“对音”方法指出，“昆仑”系“金邻”之音转，而“金邻之称，有史记载，可上溯至三国时代，且起自南洋，洎后本我国地理上之通俗语，遂蜕化为昆仑，久之，人因其肤黑，凡皮色相近者又均以昆仑呼之，南海昆仑一语之历史，大概如是”（23）。此一结论及其“对音”方法运用之是非先不论，关键是如何考证“昆仑族”之真正起源，以及“金邻”之真实所在呢？岑氏于此恰另有一番“史源”追考的功夫和眼力。
    关于史书中涉及“金邻国”之记载，岑文先引证《梁书》五四《诸夷列传·扶南传》，其中有扶南王范蔓欲伐金邻国事。文章指出，《梁书》此段故实“今各书所载《扶南传》残文无之”，因而以为“大约取材于康泰《扶南传》”，并推断“金邻国”之名，三国吴时即已有，且与扶南相邻（24）。由《梁书》所载故实，岑仲勉进而又追讨到三条史料：一是刘逵（渊林）《吴都赋注》所引《异物志》，文称金邻国去扶南二千里；二是《太平御览》卷七九○所引《异物志》所载“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三是《水经注》卷一引竺枝《扶南记》所载“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由此断定：“金邻之名，确可上溯至吴，或且至后汉中叶；且知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及林杨各约二千里。”
    然而，金邻四置若何仍未可知。岑仲勉又追考到《太平御览》卷七八八所引《隋书·南蛮传》（笔者按：今本《隋书》无此记载，《御览》所载应出自另一版本），以及《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典·南蛮下》，二书都记载由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边斗（一作班斗）、都昆（一作都雅或都军）、拘利（一作九雅或九离）、比嵩四国，“其农作与金邻同，其人多白色”。由此得出结论，金邻不仅是国名，且为湾名，金邻国即濒临此湾。又以扶南即今之柬埔寨，推定金邻大湾应即暹罗湾。同时，岑文更由上述四国及与之有关之顿逊、林阳（即林杨）、盘盘三国之地理考辑，最终考定“古金邻国之疆域，应为今暹罗西部迤西至下缅甸一带”（25）。
    反观岑氏此文可见，倘要考察金邻国其地所在及其四至，《梁书·扶南传》及《隋书》（《御览》所引）、《通典》之记载似已可满足需要。那么，他何以又要追考刘逵《吴都赋注》、《太平御览》所引《异物志》，以及《水经注》所引竺枝《扶南记》？由文章的论证思路可以看出：
    其一，成书于贞观十年（636）的姚思廉所纂修之《梁书》、魏征等所修之《隋书》，以及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的杜佑之《通典》，三书在史源上来说不可避免有其“血缘关系”，难以互作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