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内容，而近年推出的由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正是该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两著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疆域之形成的历史及特点，阐述了近代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前因后果。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其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又经过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洗礼，最后形成今天中国的疆域。我这里想仅就“大一统”思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史前史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在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处在文明前夜的尧舜禹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程度高于四方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夏启废“禅让”而“家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启举行“钧台之享”，力图使各族听令于己。殷商甲骨卜辞及文献记录已反映出萌芽状态中的一统“天下”的思想。在文献中，商被称作“中商”、“大邑商”，又称“土中”或“中土”，而四方诸侯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反映了商在当时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至西周，这种萌芽期的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就是《诗经·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天下”就是当时的“四方”或“万邦”。“四方”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地理上实际是无限的。《诗经·周颂·执竞》载：“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按周人的观念，四方都是属于周天子的，因而《诗经·大雅·江汉》上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周的王畿之外，分布着许多侯国及四夷属国，统称为“万邦”。根据“王有天下”的观念，这些邦国无论远近都应属周天子统辖。《尚书·洛诰》载：“曰自时中义，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诗经·小雅·六月》亦载：“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周人明朗而丰富的天下一统思想。
    周奄有夏商之地，促进了部族间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原夏人、商人、周人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趋统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的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孔子作《春秋》，主张“大一统”，强调一统于周礼。进入战国以后，周室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已成过去。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等当时亟待解答的问题，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大一统”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学说。《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①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周礼》一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制，实际应是战国儒者根据某些可信的官制资料并添加儒家政治理想而成的一部官制汇编。它提倡一统，主张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王朝，成为后世所推崇的一统理论。《礼记·礼运》更首倡“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可谓“大一统”理想的极致。《尚书》中的《禹贡》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它打破当时各国的政治界限，依据山川的自然分野划分为九州，又据各地民族居地的远近与特点定为“五服”，是一种理想中的天下一统的地理学说。这些著作是春秋战国以后人们对“大一统”社会的理想设计，是政治统一趋势下的“大一统”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是大分裂，却是“大一统”思想大发展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还缺乏对“大一统”思想进行现实总结的客观条件，一统思想还停留在抽象的设计和理论的描述上，但它为后世“大一统”思想从理论向实践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为“大一统”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统一以后，“大一统”思想才得以在现实中完善和提高，最终确立。
    秦统一中国，一统由理想变为现实。汉承秦制，实际上是秦一统制度的延续与发展。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经夏、商、周的发展而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她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秦汉的统一与边疆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创造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而公羊学说以其“大一统”理论尤受重视。“大一统”的理想境界是“王者无外”，但理想的实现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公羊学倡“三世”说，以“大一统”为宗旨，将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②《公羊传》将《春秋》所载鲁史分成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三个阶段来加以比附，以所传闻世为据乱世，以所闻世为升平世，以所见世为太平世。其太平世“王者无外”，与大同说合，是理想的“大一统”。公羊学说产生于战国末年而盛于西汉，实际上里面包含着汉儒对“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董仲舒是汉前期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他把战国以后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使儒学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发展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
    秦汉空前统一政治格局为人们提供了对“大一统”理论进行思考、总结和提高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最终确立下来。
    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东汉后期，豪强并起，地方割据，但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统一。三国鼎立，自王侯至庶民都明确意识到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认识到分裂，恰恰就说明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仍保持着统一。分裂是暂时的、非常的，而统一是永恒的、正常的。意识到此刻的分裂，便渴望将来的统一。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蜀汉以汉室皇胄相号召，孙吴则固守江东而待机。无论扯着什么旗帜，他们都抱定着“统一天下”这个共同的最终目的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和三国各自实际上完成的局部统一，奠定了以后西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