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渐与西方学界接轨，摒弃了传统的志略体，开始用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疆域史。在1949年以前，在民族救亡与边疆危机的激励下，以西藏研究为中心的学者接受了西方范式建立了西藏史研究体系，研究风格趋于成熟。1949年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导入，西藏史研究开始了新的转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以边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研究格局。1959年达赖集团的外逃、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又使西藏历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化。接踵的“文革”使西藏历史研究陷入停顿。1978年之后，西藏历史研究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新资料与大量优秀著述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史学方法开始逐渐影响西藏历史研究。60年来，西藏研究成为一门研究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现代综合学科，逐渐形成“藏学”（Tibetology）或者“西藏学”。①其中以边疆史视野下的西藏历史研究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60年来的西藏历史研究，伴随政治浪潮、学术风尚走过了一段不断充实与发展的道路。
    一、以政治史为主的西藏历史研究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把那些原先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按照传统方式研究边疆史的学者们从梦中惊醒，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将何去何从？在意识形态的导引下，历史学界已普遍接受了在西方作为史学研究和分析手段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指导和世界观。历史学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专业性学术刊物都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但对于西藏历史研究而言，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配合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上。1950年左右，中国边疆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西藏。
    学界从1950年开始便将地理意义上的西藏历史研究对于解放西藏的重要性提高到相较1949年以前更为重视的一个层面，这种情况与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西藏的认识普遍欠缺有关。例如担负解放西藏任务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对西藏舆地知识欠缺的情况下，甚至邀请藏学家任乃强绘制西藏地形图，以配合军事行动。从学术角度而言，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关刊物极少，甚至少于1949年前，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为代表的新闻界对于西藏政治时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学术性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噶厦与中央联系动态的报道与西藏常识。
    1950年，李有义发表的《西藏的封建制度》，②可以看作最早以政治意识形态将西藏的封建制度做了推介。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李有义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论文，重点涉及到汉藏关系与藏族起源。在1950年史学指导思想转变的情况下，李有义对于边疆的热爱和新生社会主义的热情，体现在1951年发表的《史学界的一个新任务--写少数民族史》③上。由此，李有义也成为解放初期藏学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教授之一。1950年军委情报部内部出版了《西藏交通概况》、《西藏政府组织及人事》、《西康的道路及邮电概况》、《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料》，④作为进藏前夕的知识准备。这些资料对于进军西藏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属于西藏研究的组成部分，但仅限于内部交流。1951年2月，蔡美彪发表《西藏问题的过去和现在》，⑤以学者的笔触向大众介绍了西藏，但由于英、美插手西藏问题，一些学者把关注西藏的目光迅速转向批美、批英的领域。在《人民日报》的主导下，对美、英的批判性讨论一直延续到1960年，甚至到1976年中苏关系恶化，才迅速转变为声讨俄国侵藏方面。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探究西藏的历史主权所属的主导研究方向下，西藏古代史研究逐渐深入，并在研究方法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但1956年以前有关西藏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直到1955年杨志玖发表《唐朝是否征服过吐蕃》，⑥次年王静如发表《关于吐蕃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⑦《历史研究》杂志直到1959年才发表第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⑧作者为王忠。该作认为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有力说明。此后，王忠在1958年出版《新唐书吐蕃传笺证》，⑨成为研究西藏古代史的案头必备。《历史研究》随后又发表了《关于西藏史实问题的几个问题之商榷》，⑩对一些问题提出讨论。1959年丁名楠、张振鹍发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11）引用了不少美国国会档案、沙皇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等资料，系统厘清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指出晚清政府并无力量来保卫西藏。
    《历史研究》连续几期刊发了关于西藏古代史的文章：王忠《评理查逊〈西藏简史〉关于明代西藏地方历史的谬说》、（12）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13）阴法鲁《唐代西藏马毬戏传入长安》，（14）等等。其中，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15）引起的反响较大。《解放军报》1959年4月23日发表的《文成公主与西藏》（资料）等，也是相关专题的资料汇集，侯外庐、翦伯赞、田汉、吕振羽等老辈学者1960年前后在《戏剧报》、《人民日报》等发表的文章也热衷于谈汉藏通婚。文成公主研究的热潮除了在“文革”期间被打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
    1959年随着中印边界东段局势的紧张，关于西藏主权所属的学术文章再次增多。《史学月刊》是发表此类文章的主要杂志，率先发表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年间英帝国策划“西藏独立”事件初探》（16）等文章。1961年，中印边界危机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内部资料）应运而生。该报告书引用大量中文、藏文资料，尤其是利用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为证实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据供了有力证据。195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是解放后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引用国外史料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所进行的侵略活动，以此来论证西藏的主权归属。但是，此时段研究涉及西藏的中印边界争议史的文章极其少，原因是受到了资料的限制。
    在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的同时，西藏发生了叛乱，叛乱引起了学术界的声讨。对此，唐长孺等人联名发表了《同情西藏叛乱的人有什么历史根据？》。（17）包括《现代佛学》等刊物也连续发文声讨。叛乱之后，西藏的民主改革提上日程。1959年王森、王辅仁在《民族研究》上发表《废除西藏喇嘛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人民日报》刊发魏国《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和噶厦的由来》一文，该文同时在《民族研究》1959年第5期上发表。
    从1956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的社会历史调查，为我国的边疆民族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李有义、林耀华和宋蜀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西藏及四川、青海、西康、云南等省的藏区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他们涉艰履险，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成为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自1983年开始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陆续公开出版，书名为《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10辑，前6辑是关于藏族的调查资料，尤其《东噶宗调查材料》、《墨竹工卡宗甲马封建庄园调查报告》、《山南专区扎囊县扎期区囊色林谿卡调查资料》、《山南专区调查报告》、《当雄宗调查报告》对于藏族农业地区封建领主庄园制和牧业地区部落经济的记录颇为详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大批关于西藏农奴制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民族研究》与《光明日报》上，但内容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农奴制度的残酷与西藏噶厦的反动方面。1963年，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藏族简史（初稿）》、《藏族简志》（18）相继印行。《藏族简史（初稿）》的作者是柳陞祺、王辅仁和常凤玄，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全新观点撰写的藏族历史著作，附有地图和年表，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通史研究来说，价值颇高，尤其是柳陞祺执笔的近代西藏与英国关系部分，使用了当时较少利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