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较其他史书，可以看到，家谱的这些书法并不完全为家谱所独有，如有关专用词语、内容次序、避讳等的书写规则，在普通的史书中都可遇见。但尽管如此，家谱书法的一些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就专用词语而言，虽然其他史书也会使用，但家谱中使用频率之高、所涉对象之多，就远非他书可比。何况家谱独特的扬善隐恶的纂修方法，以及别具一格的书写形式等，在中国史书中更是独树一帜，为其他文献所无。
    家谱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鲜明的书法，有其内在的原因。
    众所周知，私修家谱除了少数的统宗谱、联宗谱外，是以一个宗族为记载对象，记载的是某一个区域（多为村落）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宗族，它的基本功能是“尊祖敬宗收族”。因此，家谱纂修者必须使家谱具有这个功能。一个根本原则是确定的：凡是有助于宗族收族的内容，就应纂修入谱；反之则需删除或不书。民国五年，褚敬鸿等纂修《［山东枣庄］兰陵褚氏家乘》（916年石印本），由于旧谱中的纶诰、记传、志状，原来为子孙自费所刻，现在宗族衰落了，已无力再刻，其中“孝弟节义可法可传”者，可能因此失传，于是决定“动公项刻入，阐幽扬善”。褚氏选择了“孝弟节义”的内容，动用族产刻入谱中，是因为此项内容“可法可传”，不仅能光大门庭，对族人也有正面的教育作用。正因为家谱有强烈的收族预期，宗族在修谱之际，也一定会在书法上找寻各种办法，以增收族之效。那么怎样通过书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宗族纂修家谱，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任务是维护族内的等级制度。而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的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是维护宗族家长制最好的理论依据。儒家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其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弟恭子孝，以及节妇义夫等理念，为各个宗族所竭力倡导，并将此作为族人行为的道德标准。家谱中频频出现的“配”、“续”、“侧室”，以及“袝”、“合”、“并”等词，都是在强调宗族内部的尊卑等级。避讳的“改卑不改尊，改少不改长”的原则，也是建立在尊卑等级的基础之上。在书写生母和亲子之时，所谓“庶子不书所生母，统于嫡也；异母之子不分载，统于父也”⑥之类的规定，宣扬的则是嫡庶、夫妇地位高低的等级思想。有些宗族纂修家谱不书妾室，妾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被允许入谱。清蔡琰等修《［江苏吴县］洞庭东蔡宗谱》（清乾隆五十八年木活字本）称：“旧谱妾有子者，往往遗而不载，于理末惬。今妾概称侧室，无出者不载，有子女者并载，重其出也。无子女而守志，及能字正室子者，亦载，重其人也。”再如娶妇，根据所娶之女的娘家地位，在书写时也有区别，“如绅衿子女则书乡书都书甲书地书姓书职名庠名，古户世戚则书姓名、地名、都分，小户则止书姓不书地名”。⑦同样，在“六不书”和“六详”人物入谱与否的标准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儒家伦理为标准，凡有违于此的，皆删而不书。就连书写族人的名字和生死，尊卑、善恶也是用类似的书法表述的。纪昀在《景城纪氏家谱序例》中，将族人分为三等，书写时分别称名、某公或字，“十五世以下皆名，卑乎我也；十三世以上曰某公，尊也；十四世则惟字，齐乎我也”。韩寰康等纂修的《［浙江萧山］萧山湘南韩氏家谱》（清乾隆五十六年木活字本）在书写族人去世时，正常人书“卒”，犯忤逆不孝、寇乱盗贼、乱伦兽行者皆书“死”，以示惩戒。这些带有区别尊卑身份、地位高低和寓意褒贬的书法，在宣传封建伦理、维护族内等级制度和男权地位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当他们的纂修理论与现行法律发生抵牾时，在宗族一方看来，是非善恶的评判当另有标准。比如陆鸿模等纂修的《［浙江江山］衢江下睦陆氏族谱》（清光绪二年木活字本），凡族人“死于非命者不书。若死王事、报父母仇者，则书”。人死各有其因，按照常例，凡族人犯法者，理当谱内除名，但此人为父母报仇而死，尽管他已触犯法律，却可破例书入谱中。
    所谓的“扬善隐恶”书法的出现，与很多专用词语一样，也是为了收族。中国史学家历来有个良好的传统，即主张修史应“秉笔直书”。司马迁撰《史记》特为“酷吏”、“佞幸”立传，为以后的正史所效仿。方志和其他的史书也莫不如此，善恶皆书。他们修史的用意是“以史为鉴”。因而在封建社会，新王朝建立之后，有撰修前朝历史的习惯，即所谓的断代修史，其主要目的是总结前朝兴衰的原因，寻找其中的规律，供当朝皇帝借鉴。然而家谱却不同，它的宗旨却是收族，凡是有利于收族的，则采而用之。因此在内容取舍和记载范围上与正史、方志不尽相同，只书好的一面，对恶的一面隐去不写，这是宗族修谱的自然选择。家谱纂修者对有关“不书”和“必书”极为重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书法特点。在中国有史记载的历史中，也有“为亲者讳”一说，但还没有哪一种史书会像家谱那样，开诚布公地宣称自己只撰写善的一面而隐去恶的一面。何以两者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前人分析个中的原因说：“史兼劝惩，美恶并书。谱言劝不言惩，故称美不称恶。《春秋》为亲者讳，厚之至也。”⑧
    家谱是出于民间的史学著作，除了它所记载的内容为社会基层的宗族历史外，编纂者也是本族族人，而且大多为粗识文墨的普通人。现存的中国家谱数以万计，名人或文人墨客修谱并不多，在家谱总数中少之又少。这些普通的修谱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甚了解，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限，于是就难免会在编纂家谱过程中存有某些不足，从而留下一些自身的特点。比如在阅读家谱凡例时，经常可发现一些无关编纂体例的文字搀杂其中。个别的家谱凡例，无关纂修体例的文字几乎占凡例的一半。如清戈维良等纂修的《［江苏常州］毗陵戈氏宗谱》（清光绪二十七年木活字本），其凡例中很大一部分即为礼仪、族规等内容。在现存不多的名家所修家谱中，或者是一些名门望族家谱里，极少出现这种情况。正因为大部分修谱者自身的局限，他们修谱更加强调实际的表达效果，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达意”即可，而不会介意表述的方式是否合乎传统的形式。由此，家谱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行文格式，也就不足为奇。同时也正因为修谱者少读经书，所受传统文化的束缚较少，更容易接受或者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法。上海崇明黄氏修谱时使用各种符号近十个，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家谱的这些特定的书写形式，就其本身而言，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这些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甚为简单，无论是字体大小、符号，还是空格、缺笔等，只要修谱前确定，撰写时只需按例遵行即可，易于掌握，便于遵行。而且阅谱之人也一看就懂，不存在晦涩难解的地方。其次，它们所用的对象大多为族中有“恶”一面的族人，按照“隐恶”的纂修原则，不可直接用文字书写，因此采用了一种迂回的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如用“△”代表不肖子孙，遇盗贼时行文中空一格，格式简单，意思明了，而且把原来谱例规定不得书入的“不肖子孙”和“盗贼”，通过这种方法反映在谱中，从技术上讲，切实可行。明清时期，宗族修谱盛行，纂修体例此时已定型，很难另辟蹊径。修谱之人因非专职文人，于是借鉴、抄袭其他家谱的编纂体例，无疑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在同一地区，借鉴或者抄袭他谱体例的现象尤为显著。如乾隆间叶帝佐等纂修的《［浙江金华］金华天钟湖叶氏宗谱》（清乾隆木活字本）与宣统间傅元龙等修的《［浙江金华］双溪傅氏宗谱》（清宣统二年木活字），两部谱的凡例几乎相同，显然是后者借用了前者。清末裘宗汉纂修《［浙江绍兴］山阴裘氏宗谱》（清宣统元年思云堂刻本），径直指出“谱例遵高车头鲍氏宗谱删改摘录”，不加掩饰。家谱体例的抄袭、借用之风，无意间助长了这类书法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