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墙
    中东城市都有城墙，其目的首先是防卫，城墙连同它外边的壕沟、护城河等使城市变成了一个“岛”。同时城市建有城墙是受中世纪界限和等级思想的影响，坚实的城墙把经济水平不同的城市与农村隔开。
    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传统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纪律权力的焦点，同时也由于这种情况，它们往往和乡村相分离。在那种社会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通过城墙，以物质或符号的方式确定分离。”⑨“筑城守民，设市易货”，城和市本身是两个具有不同功能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城是人们为了防御外敌侵犯而集聚生活，在驻地周围筑墙所形成的居住地；市则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开罗起初仅仅是法蒂玛王朝宫廷的所在地，后来萨拉丁打开开罗的大门，才使它逐渐具有城市的性质。1553年塔哈玛斯在德黑兰建立了市场和城墙，使德黑兰具有城镇的地位。
    （四）城堡与王宫
    中东城市盛行“二重城”的子城设置，子城是相对同一座城市中的大城而言的小型城堡。子城一般位于地形较高的位置，以突出其防御性。阿尤布王朝时期开罗或大马士革郊区建有城堡。马赫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金门内建立了著名的耶德库勒（Yedikule）城堡，城堡内建有宫殿，是统治者与其众多随从居住的地方。城堡对城市而言是重要的，它迅速变成第二个商业中心，马匹巴扎、军械巴扎等纷纷在城堡内出现。
    （五）居民区
    在伊斯兰世界，几乎一开始，在价值观念、衡量标准、社会风俗方面，城镇文明中就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⑩ 根据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宗教派别等划分为不同的区，成为中东伊斯兰城市的一个鲜明特征。居民区的数量是城市社会和物质组织的基础，常常用来衡量城市的规模大小和重要性。（11） 根据埃及历史学家玛科里兹记载：开罗共有38个居民区，到18世纪末增至63个，每个居民区平均面积为2.5公顷，略多于1000人，约250个家庭。（12） 伊斯坦布尔的街区（Mahalles）围绕宗教中心（清真寺、教堂和犹太会堂）发展。德黑兰1553年设市时有4个居民区。
    中东伊斯兰城市这种独特的居民区的出现，得益于下列诸因素。
    首先，伊斯兰教鼓励穷人和富人共存，每个富裕的穆斯林有责任与穷人生活在一起，并使他们避免饥饿和穷困。同时大家庭结构使富人也有义务供养穷人，以免亲属由于贫困陷入困境。（13）通过部落血缘、宗教派别、地区组织和父子亲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社团。每个社团有自己的居民区，如伊斯坦布尔的街区是按种族组织的，穆斯林是最大的种族，生活在半岛的中心地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集中在海岸，马尔马拉海岸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地，而金角湾则集中了希腊人和犹太人居民。（14）
    其次，宗教和民族的多样性既是伊斯兰城市的特征之一，也是居民区形成的主要原因。同一种族集团不断移民是促使出现种族区的主要原因，同部落或同村的人们往往住在一个区，这又使家族关系普遍存在，谢赫能轻易地控制区的管理。部落、谢赫和部落委员会在城市公众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不同的宗教与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也是形成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所有的伊斯兰大城市出现了一些有突出宗教特征的区，建立这些区的动机是明显的：渴望加强其宗教或民族集团的凝聚力，以有利于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他们的教徒生活在自己社团中；在穆斯林各民族社团中，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民族过着相互隔离的生活。在18世纪的开罗，1／5的人口属于民族社团（土耳其人、叙利亚人和北非人）或宗教社团（科普特基督教、叙利亚基督教和犹太教）。居民区的存在固然有利于政府对居民控制，但是也产生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城市居民对城市的忠诚往往少于对他们本区社团的忠诚。这不利于城市居民的团结，使城市居民不能像西欧城市居民那样团结起来争取自治。由于一个区的绝大多数人口与其周围农村的人同属一派，这样在城乡之间的联系通过农村与城镇家庭中的经济和社会结合而达到加强。
    居民区和中心区明显不同是伊斯兰城市空间结构的特征。居民区在早期阿拉伯人建立的军事城镇中已存在。这些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马格里布称哈瓦玛（hawma），开罗和大马士革称哈拉（hara），阿勒颇、巴格达称玛哈纳（Mahana）。但是它们有一个相似的外表和结构--通过区内主要街道（darb）与城市的街道网连接。街道又分为许多小巷。这样，这些区就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实体，（15） 成为城市“易管理的组成部分”（16）。
    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个社团生活的所在地。正如社会学家纳瓦勒·米斯瑞（Nawal al-messiri）指出：“生活在每个区，特别是一个封闭的区，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王国，这个区有人管理、外人不可能进入……所有的大人和孩子相互认识，这像一个村子。”（17） 这种团结有利于居民相互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