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提及少数民族居住区。在现代之前,中东人以宗教认同自己的身份,少数民族居住区称为“米勒特”(Millet)。中世纪,中东国家对非穆斯林非常宽容。基督教和犹太教社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每个米勒特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征收税款并上缴国库、保持法庭以审判同族成员一切案件的合法权利”(18)。 使少数民族区处于隔绝状态的原因如下:一是有利于政府对少数民族区进行监督和控制。二是少数民族本身也要聚集成团体,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其宗教、文化的延续。《埃及记述》提到,在18世纪末,开罗有26.3万人,其中2.5万属于少数民族和大约同样数量的外国穆斯林,土著的穆斯林人口20万,统治阶级1万。(19) 同时,开罗有7个基督教区,共占地16.7公顷,有1万人口,平均每公顷400人。在1871年,仅在伊斯坦布尔的斯坦布尔区就有321个社团,其中284个是穆斯林社团,其余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社团。(20) 在德黑兰有一个拜火教区、一个犹太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区。 少数民族团体在伊斯兰城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开罗,科普特人在金银器、木器和建筑业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并以作为马木路克的管家和秘书而获得声誉,并产生影响。犹太人在传统的贵金属行业中发挥重要影响,由于掌握资本,所以他们也帮助统治精英管理农业税,作为土耳其苏丹禁卫军的钱商,他们长期分享军队的财富。1776~1798年开罗从事纺织和咖啡业的商人有142名,其中的63名(即44%)是外国穆斯林,他们拥有该集团财富的44%。(21) 土耳其人是开罗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团体,大约1万人,他们生活在哈利利(Khan al-Khalili)巴扎。由于历史、商业、宗教的原因,马格里布人总是大量地居住在开罗,每年开罗的马格里布的商队都在增加。在开罗东部,基督教团体、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经营裁缝、珠宝和钟表等传统生意。尽管最富的商人和官员是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地位同样显著上升。法蒂玛王朝无数的维齐尔是基督教徒,财政官员中绝大多数也是基督教徒。(22) (六)住房 中东伊斯兰城市共同的特征是其住房的类型。与农村相比,城市住房有性别隔离的标志,这是中世纪穆斯林城市最典型的特征之一。(23) 妇女独处的伊斯兰原则是城市住房形成的最主要原因。(24) 在中东城市,大多居民住房环绕中心庭院建立,楼房层数不等,常有一个水池。住房面朝庭院,以远离喧嚣的公共生活氛围。住房的形状受气候、家庭生活和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中东大部分地区夏天高温,但夜间凉爽,干燥大风是常见的,为防止暴晒,庭院的形状是高而狭窄的,庭院的面积有严格限制,因为只有小院落才能隔绝阳光。房间向庭院敞开,在其外墙上没有窗户或只有很小的窗户。在家庭中保持一个密室,这是家庭的圣地。住房分成上、下两层,客人通常在下层。贫苦的家庭一般没有会客室和私人房间之分。 中东伊斯兰城市按等级、功能严格地划分为彼此界限分明的几个部分:带有宫殿和城堡的帝王区、市场区,以及居住区,然后还有宗教上的少数居民集团的隔离区,范围明确的犹太区。(25) 城市中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作用:城堡区是君主或其代表的居住地;巴扎是经济中心;居民区是城市人口居住地。 影响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诸要素分析 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的形成,与以下3个因素密不可分。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是中东各国统治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伊斯兰宗教理论,社会存在秩序同所有存在秩序一样,体现安拉的绝对意志,城市当然也不例外。“依照神圣立法者严格的意图,城市社会除了宗教制度外不能有任何制度。……因为宗教贯穿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26) 因此,我们研究中东城市形态时,必须要考虑伊斯兰教的影响,“无论是城还是镇……它们的面貌首先是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27),伊斯兰教给予中东城市社会鲜明的烙印,不仅影响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城市的外在结构、政府和政治结构模式,而且商业交易方式也要按宗教伦理规范进行。每个服从神圣立法者的愿望与服务于支撑和赞助这个愿望而形成的共同结构,是伊斯兰城市最显著的特征。(28) 伊斯兰教所要求的祈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斯兰城市形态和城市建筑。(1)洁身促使城市出现洗礼盆、水池、喷泉和公共浴池,而且圆顶屋成为伊斯兰城市的一道别致风景。(2)强调祈祷的时间,诞生了叫拜人。(3)面向麦加影响了城市建筑的方向。如在德黑兰,祈祷者被要求面向麦加克尔白殿,即面向德黑兰的西南部。在德黑兰传统上房屋要面向克尔白,大部分城市建筑是朝西南的,这在德黑兰的旧城区内很普遍。(29) (4)聚礼大清真寺的建立,祈祷的时间和面向麦加决定清真寺怎么建立和礼拜仪式的要求:一个很宽敞的礼拜大厅,拥有一个壁龛和一个伊玛目在聚礼祈祷者前布道的讲道坛。(30) 在开罗,造型优美、形式多样的清真寺和挺拔高耸的宣礼塔成为开罗艺术的精髓和主要特征,使开罗享有“千塔之城”的美誉。同时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律,私人的财产权高于公共财产权,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侵犯公共财产的方式确保私人财产。(31) 这些规则导致了城市公共领域的减少和私人领域的增加,街道的狭窄弯曲和死胡同的出现就是私人侵犯公共领域的结果。 其次,在前工业技术条件下,城市规划是从生产商品的人口较少和交通运输工具为畜类的前提出发的。由于生产力发展低下和交通工具的不发达,前工业时期伊斯兰城市在直径上一般为2~3公里,结构紧凑(当然也有例外,如开罗),部分原因是为了防御,或者是受到当时交通方式的局限(主要是步行和驮运)。在商人和书记员,顾客和店主,地方管理当局和罪犯之间的空间距离应尽可能短,以便使其事务能够在一天内完成,便利工作和居民生活。如18世纪的开罗居民区与工作区一般的距离不超过500米,行走只需几分钟。公共大道在城市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在中东城市由于没有带轮的交通工具,街道的宽度仅仅够两匹驮物的骆驼并肩通过。 最后,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已经存在成熟的早期城市文明,这有利于城市文明的交往与继承,再加上对这些城市的征服几乎没有遇到太多抵抗,不仅不需要摧毁古代城市或城市结构,反而可以利用它重塑自己的城市。所以在伊斯兰城市中接纳了许多上古时代城市的建筑,如在罗马时期出现的商队旅馆。流行于拜占廷帝国时期的浴池,随着穆斯林在祈祷前用水净身的习俗在伊斯坦布尔成为普遍现象,形成了独特的土耳其浴。以上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形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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