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是典志体史书大放异彩的时期，典章制度种类日趋繁复，官员和学者对典志体史书的认知范围不断扩大。梳理近代典志体编纂的特点，解读典志体史书的勃兴，对研究近代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价值。
    种类日趋细致繁复
    典志体史书，《四库全书》称之为政书，分门别类地汇辑、缀合各方面的典章制度，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史书体裁。《四库全书总目》依据政书反映的社会内容，把政书分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小类。近代，典志体史书日益浩繁，随着中央和地方对典志的需求日益增多、学者对典志体史书的认识逐渐深化，典志体的分类更加细致丰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接续四库馆臣分类的基础上，将晚清典志体史书进一步细分：“今日官书，如品级、处分、赋役、漕运、盐法、税则、学政、科场、枢政、军需、刑案、工程、物料、台规、仪象志、各部则例之属，各有专书，所司掌之，《四库》皆不著录。”这种分类扩大了典志体史书的范围，以满足晚清典章制度细分的需要。范希曾根据民国政治的新特点，对典志体史书种类做了进一步补充：“此所云今制，已成古制，民国以来之政制，当于法令、议案、报章、年鉴等种求之。”这反映出，典志体史书必须因应时代的变化。
    民国时期，典志的分类更为详细，有通制，典礼（通礼、祭礼、万寿、大婚、临幸、谥讳、纪元、科举、宫闱、杂仪），职官（官制、官箴），邦计（理财、全国财政、各省财政、关榷、漕赋、海运、盐法、捐税、货币、荒政、杂录），邦交（总录、中俄、中日、各国、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商约、国联），军政，律例，诏令，章则，奏议，议案，实业，交通，教育，党务，公报（中央、省府、市县），杂录等。
    及至当代，学者对典志体的类目设置又有了新的思考。比如，在重修《清史》的过程中，修史专家提出《清史·典志》有必要新设《思想文化志》，从当代历史观和历史视野重新梳理、解读清代思想文化。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典志体史书的分类越来越细密、完善。
    近代是典志体史书辉耀史坛的时期，典志体史书因其与社会政治和制度运作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相契合，故在官修和私撰两个层面都受到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典志体史书。官方层面，主要有《大清光绪会典》、中央各部则例、翰林院开馆编纂的《各国政艺通考》等。私修层面，主要有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各朝会要，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等。
    具有鲜明时代特点
    近代典志体史书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典志体例、类目和编纂方法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
    首先，体现为通制类典志体编纂的保守与开新。近代通制类典志体史书处于中西汇通的转折年代，故其编纂既有传统典志体史书的类目设置、志书内容，又密切结合近代社会变动、思潮迭起的时代潮流，在体例和内容设置上有所创新。
    其次，表现在近代则例的编纂及其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总体而言，洋务运动以前的则例纂修和应用仍沿袭乾嘉之世的思路。洋务运动后，契合时务的则例开始凸显编纂的必要性，一批旧有的则例虽时有续补，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新则例的纂修迫在眉睫。戊戌时期，删削、修改则例的呼声甚高，反映了当时帝党集团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景。清末新政时期，则例的变革与社会思潮交相互动，重在经世实用、有裨治道的则例编纂成为新取向。
    再次，反映在综合性类编类典志体的编纂。19世纪末，中国开始尝试对中外典章制度进行系统性分类，并试图以更宽广的视野接纳西方典章制度。这一编纂动向还出现了发展方向上的多样性，有的朝着更加综合性的、百科全书的编纂方向发展，有的向着更加专门化、分门类的行动规范的编纂方面发展。这些编纂项目，与以往的会典及其他制度性记录不同，更重视实务、实业和实学。
    时代变迁推动典志体勃兴
    典志体史书在近代的勃兴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近代国家政治的特点以及时代思潮的激荡密切相关。清代以“例”治天下，近代则例、律例编纂虽遭到官方和学界的批评，但仍然编纂了各种不同的则例、律例。与社会政治相契合，通制类、类编类典志体史书亦应运而生，以反映中外典章制度的变化。
    统治者的奖掖也是促成典志体史书勃兴的重要原因。例如，1859年，咸丰帝上谕：“大学士、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都察院堂官等，国家设官分职，在内部院衙门司员御史，原欲其谙练政体，详求例意。”光绪皇帝也要求翰林院的学官讲究实学：“嗣后编检以上各官，应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济者皆当究心，他如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听其分门肄习。”
    经世致用学风和西学潮流促使史家注重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比如，地理类典志体史书和《通商约章类纂》、《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即是在上述潮流激荡下结出的硕果。典志体由于体例上的优点，有可能担负起介绍中外典章制度的使命，在近代大变局的时代，成为记录中国典志和学习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贯通中外历史、典志的“经络”。由此可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激发下，近代典志体史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对史学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