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走向多元开放
    2009年3月24日，《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整版发表赵世瑜教授、常建华教授和笔者三人的笔谈，题目是《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的回顾与前瞻》，我以为这个标题加得很好，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
    先看开放。中国社会史研究的30年是开放的30年，这里的开放首先是我们对国外史学、尤其是与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开放。1949年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深受闭目塞听和教条主义之害。在改革开放时代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就受到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研究以及美国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尤其突出。现代化模式、“中国中心观”、长时段、“自下而上”、“内卷化”、“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地方性知识”、后现代、后社会史，（19）林林总总的各式理论和方法，都随着不断地翻译引进而耳熟能详。然而，上述概念和理论恐怕只是对少数学者而言，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切实吸纳，尤其是把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借鉴运用到中国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放还表现在它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开放。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等都对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史也同时促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眼下，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等不仅一一登上史坛，而且已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陆续出现，社会史真的由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它也像一个盛大的花圃，培育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璀璨景象。
    同走向开放一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走向多元。多元本与开放互为一体，开放必定带来多元，多元能够进一步促进开放。面对不断翻新目不暇接的西方各式理论，我们会有一种难以跟进的感觉。早年在国内从事社会史研究后来又长期在海外研究的孙江教授就曾不无担忧地说道：“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加以追求的目标。”（20）我想中国社会史研究要走向多元，学习西方是不可或缺的功课，但是我们也不必为跟不上西方而过多地担忧，西方与我们有不同的“学术语境”，更有与我们不同的历史内容，我们要与西方的社会史进行对话而不能仅限于“自话自说”，我们更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建立自己“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该补的功课还是要认真地补上。
    走向多元，笔者还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阶级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的整体的观念、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等在社会史的研究中都有其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漠视它的存在。年鉴派史学就认为，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与新史学注重研究普通民众的历史不谋而合，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21）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充分纳入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中，也将有助于大力提升我们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走向多元的发展趋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各种理论方法的各类社会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以其鲜明的特性更加为人称道；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城市社会史等新领域方兴未艾；“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以其探索性的精神崭露头角；以探讨历史总体性为旨归的“新整体史”仍然引人注目；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甚至“集体调查”式的资料工作已渐次展开，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美好前景，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史研究自1978年后复兴以来，已有30年的发展历程。在我而言，这本身也应该成为我们史学工作者进行认真反思的一段学术史，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知识考古学”。就像人类学界早已对其田野工作这一学科本领不断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一样，我们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社会史研究者也应该对走过“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重要的研究路径一一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进而推动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发展。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的产物，并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
    ①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②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2页。
    ④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