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排满”由理论阐述进入具体施行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起义基本遵循着拒者战、顺者和，排满不是杀满，实行政治革命，将斗争锋芒直指反动的封建王朝之策略方针，即争取了进步的八旗志士参加革命，也获得了部分驻防旗营的和平解决，壮大了革命声势，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参加革命活动最突出的是东三省的部分旗人，尤以盛京汉军镶黄旗人张榕为著名。榕早年思想激进，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东渡日本，就学士官学校，受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回到奉天后，任总督府军事参赞。武昌起义爆发，他与好友满族人宝昆，联合商震、蓝天蔚等革命党人，为谋求奉天独立而奔走，并建立秘密革命机关，张榕被推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镇压革命力量，挤走了蓝天蔚，将张作霖部巡防营调入省城，又操纵保安会，与革命势力对抗。革命派亦不示弱，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张榕任会长，准备采取暴力手段以达“此时提满汉联合政体，是不是此前没有联合”之目的。他们先后发动了庄河、辽阳、宁远等地的起义，但均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赵尔巽、张作霖等反动分子对张榕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912年1月23日，张榕、宝昆被暗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6）。张榕之侄张国翰满怀悲愤，赴海龙各县继续革命活动，同年3月1日忧劳病逝（17）。在奉天，许多进步旗人参加了反清独立斗争，使那里呈现出此起彼伏的革命高潮。
    正当奉天革命与反革命殊死较量之际，吉林则有满族人士松毓、文耆（同盟会会员，后改名杨策）等为争取吉林独立的活动。松毓出身于官僚家庭，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后被挤去职。1911年11月中旬，为防止革命浪潮波及吉林，巡抚陈昭常秉承赵尔巽旨意，成立吉林保安会，自任会长，第23镇统制孟恩远副之。为笼络人心，又以松毓为参议部副参议长、文耆为参议员，但松毓拒不就职，文耆以病为由提出辞职（18），表示不与反动势力合作。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后，派杨子厚、赵元寿赴吉林建立分会，推松毓任会长，进行革命、共和的宣传。由于反动、保守势力比较强大，及没有军界的支持，松毓等人未能像张榕那样，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另有满族青年恩溥、承志等人参与密谋吉林起义，因事泄未果（19）。
    在黑龙江开展革命活动的有汉军旗人文璞。辛亥革命爆发后，代表孙中山联络革命力量的秦广礼抵齐齐哈尔，受到文璞及进步议员的欢迎。他们联合思想活跃的学界，于1911年12月26日假省议会名义召开大会，成立了“新民爱国委员会”，会长秦广礼，文璞被推举为副会长。会后秦返广东，诸事皆托付文璞等，嘱其协力工作，“俾期早日达到革命的目的”，文璞遂分派会员赴学、军、警、宪各界及外县进行革命联络与鼓动工作。革命的形势吓坏了那些内地来任职的达官显贵，他们收拾细软，纷纷离去。提学使张建勋临逃之际，意欲将学款吞没，文璞不避权势，毅然赴署，迫令张将学款交出。由于他有胆有识，时人誉之为“虎胆铁血英雄”（20）。但黑龙江与吉林一样，也未能掀起像奉天那样规模的革命高潮。
    如果说东三省的八旗志士们自觉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那么这种情况在其它驻防旗营则鲜有例证，不过，还是有一部分身居起义省份的旗人走上了拥护革命的道路。这样的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清末八旗内部不满情绪增长的结果。
    19世纪未以来，清政府愈益腐朽卖国，在八旗社会中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21），离心力日趋明显。成都满旗教师杨卓甫在课堂上公开指斥“清廷腐朽，列强瓜分中国”（22）。满洲旗人继宗勇敢地投书《中外日报》，文称“中国固大有人在，未必尽如政府之昏愚”，并要求登载（23）。公开谴责清政府的言论出自旗人之口，在此之前是难以想像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后，部分旗籍青年颇受影响，北京八旗高等学校满族学生甚至秘密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它反满小册子，多数人表示拥护革命（24）。革命思想对八旗社会营垒的渗透，造就了清王朝的叛逆者，于是，当革命风暴来临之际，在起义军正确政策的感召下，部分旗人弃暗投明，脱离了反动政权。如云南顺宁府知府满族人琦麟，“常以满清专制为恨”，接到省城起义通电后，他即复电拥护革命，蔡鄂令他仍旧其职，并命大理陆军极力保护。琦麟后在与叛乱分子斗争中不幸牺牲（25）。在湖北荆、宣地区，革命军兴起时，有满人松宽、存喜等的投诚，后被派赴荆州旗营劝降；另有道员李儒、知县英勋等，被俘后也表示愿归顺起义军（26）。杭州驻防旗人署丹徒县文焕在苏州被扣后，断发输城，出任起义军队官（27）。
    以上是个别旗人背叛清王朝的例证。此外，部分驻防旗营的和平解决，则意味着八旗社会在分崩离析中对清政府的大规模集体背叛，未经任何抵抗而放下武器，在八旗是史无前例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广州、成都、镇江（京口）驻防旗营。
    广州实现和平，首先是革命党人“所持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所有满人，均一视同仁”（28）的革命宣传影响的结果，使旗营未能采取敌视革命的态度。其次是1911年4月8日、10月25日，孚琦、凤山两位广州将军先后死于革命党人之手，旗营官佐们早已被革命声势吓破了胆，遂接受了广州各界提出的“共保公安，同享和平”的建议；表示“绝对赞成共和政体，不再接受清政府的命令”，“八旗官兵听从共和政府的收编改制，服从共和政府的指挥，维持广州的治安”（29），八旗官兵改编为粤城军、省警卫军，广东实现了和平独立。
    成都的情况与广州稍有不同，成都旗营放下武器，是满、汉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成都将军玉昆是位比较开明的官僚，当四川总督赵尔丰残酷镇压保路运动、拘捕保路同志会领袖时，玉昆“深不谓然，曾去总督衙门见赵尔丰，表示他的不同意，并不允和赵尔丰会奏清廷，而且主张把被拘留的人释放。将军不签名会奏，使赵尔丰的单方面的电奏，在清廷减少了力量，不能不相当表示迟疑和审慎”（30）。因此，玉昆给人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另外，成都的旗、汉之间来往频繁，关系较为融洽，如旗人知识分子赵荣安、雷和春、赵泰安、吴国杰等，与汉族士绅深有交往；武备学堂旗籍学生赵国安、甘恩波、陶芝生、文蔚卿、戴泽之等，与汉族学生有同学之谊；哥老会中的赵式卿、赵青山等旗人，与同志会中的哥老会领导者有旧（31）。这些因素，既使旗营在成都宣布独立、赵尔丰被杀等事件中保持中立，坐壁上观，也为后来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不过，面对革命浪潮，旗营还是颇有恐慌，终日刀枪戒备，壁垒森严。但八旗官佐们深知，旗兵早已腐败，难承戎事，他们不想为清廷殉命，而是要保全自己。汉族官僚、士绅们也想避免流血事件，这样，和平成为旗、汉共同的愿望。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以筹办旗人生计、旗兵缴出武器为条件，实现了和平。
    镇江旗营的投降，则是惧于革命军的武力。1911年11月7日，镇江新军在管带林述庆的率领下起义，并包围旗营，做好进攻的准备，副都统载穆见大势已去，遂以保护旗人生命财产为前提，同意缴械投降，整个镇江城便落入革命军手中（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