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东三省部分旗人的革命活动，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声势，造成了对清政府的“来自祖宗发祥之地”的威胁，说明革命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已经影响到“八旗世仆”内部，并使部分旗人走上了叛逆的道路。这种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并与之遥相呼应的局面，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构成辛亥革命重要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一些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在东北“广集旗人，扩张兵力，编练蒙兵，一旦事急，为我皇帝成偏安之域”，甚至无耻地打出“东三省人民”的旗号，要“迎戴大清宣统皇帝，若宣统皇帝有不能到东三省之事实，东三省另立近支皇族之开明者为临时皇帝”（33），企图使清王朝苟延残喘。东北进步旗人与广大汉族人民的共同斗争，粉碎了反动分子的阴谋，捍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了共和制度，其功不可没，应彰于史。
    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首先，减少了战争对革命力量带来的损失，及对社会的创伤。在清末编练新军的高潮中，各旗营纷纷行动，广州旗营练成步队3营、炮队1营，镇江旗营有常备、续备军各1营，成都旗营则编练巡防队3营及300多名巡警官兵。虽然这些军队对早已腐败的八旗来说徒供点缀，但毕竟是拥有新式火器的武装力量，对起义军仍不失其威胁。和平解决的结果，避免了如西安、荆州那样的流血冲突。其次，壮大了革命声势，使形势向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迅速发展。如成都旗营的檄械，削弱了四川的反革命力量；广州旗兵的和平改编，有助于革命势力在珠江流域较为稳定的发展；镇江旗营的投降，部分解除了起义军在进攻南京时的后顾之忧，并能将部队迅速投入到主要战场。这些旗营的和平解决，使所在省份能够迅速独立，造成强大的政治声势，也积极配合了各地义军的军事行动。最后，旗营的和平解决，是起义军正确执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的突出体现，克服了狭隘的种族复仇思想，使反动派鼓吹的革命党要“尽杀旗人”的谣言不辟自破，争取更多的旗人脱离清王朝，加速了大清帝国的分崩离析。
    三
    八旗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虽然这种特权日渐徒有其名），是满洲贵族施行民族统治的军政基础，当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到来之际，他们不会无动于衷，也不会都像广州等旗营那样放下武器，实现和平，他们曾对革命进行速度不同的抵抗。
    究其原因，除长期的种族主义的封建教育使“虽身居闲散，而心实怀依”（34）的旗人对任何反清斗争必然仇视外，一是多年的“革命排满”宣传，使部分旗人对革命非常恐惧。起义爆发后，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象，误认为是其末日来临，所以虽久已腐朽，仍不惜侥幸一战。如在南京，“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族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35）。当革命军真正到来时，他们于是便上城阻击。在西安，“旗兵固然缺乏战斗力，但他们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无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相拼”（36）。二是武昌起义之初对旗人无分别的伤害，及反动分子蓄意制造谣言之影响，增加了他们的仇视。当时谣传：汉口“满人被杀者共有三百名”；武昌“各处皆有满人死尸，计满人被杀者八百人”（37）。帝国主义挑唆性的宣传激起了部分旗人的仇视心理。留日满籍学生数十人结为决死队，分南北两路归国，“南行者暗杀革命党领袖黄兴、黎元洪，北行者要求政府勿用袁世凯，否则，暗杀袁世凯以泄愤”（38）。在北京，八旗学堂学生及旗制处人员联合禁卫军密商，“汉人排满势甚汹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将京中汉人屠尽，然后自杀”（39），署民政大臣桂春调外三营旗兵2千人入城，取代汉族警察，欲逞其凶（40）。此事虽被制止，但可窥见部分旗人之心态。三是部分顽固的八旗官员驱旗兵上战场充当炮灰，为清王朝继续效命，但结果殊异。有的经过一番抵抗后势迫而降，如荆州、福州等旗营。荆州旗营装备精良，有新式火炮16尊，快枪44支，各种子弹百余万发，其他军需亦很充实（41）。1911年10月19日宜昌新军起义后，即多次劝令旗营投降，但将军连魁或置若罔闻，或虚与逶迤，革命军遂发动强大攻势，旗兵损失惨重，连魁等见弹尽粮绝，兵心瓦解，只好议和投降（42）。另有一些八旗官员则拼命顽抗，如西安、南京、宁夏等旗营。在西安，10月22日新军起义，占领省城，将军文瑞率旗兵殊死拒战，结果满城被攻破，文瑞投井自杀（43）。当然这是个别情况，甘心为逆者毕竟是少数。
    在此需要澄清所谓“杀旗人”问题。革命爆发后，国内外反动势力四处谣传：西安旗营“所有满族人都被杀害”，太原满城“全城无一逃生者”；武昌“杀旗人无数，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44），等等。毫不否认，辛亥起义之初，确有无辜旗人死于非命，原因何在？一是由于清王朝执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造成长期的满汉矛盾，一旦以“革命排满”为号召的起义爆发，必然带来一部分群众因不能正确理解“排满”的深刻意义而产生狭隘的种族复仇观念，不能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导致了毫无原则的排满拥汉举动。特别是在新军中，“旗兵双粮双饷，坐享权利，旗籍官长往往借小故侮辱毒打士兵，不讲道理”（45）。由此积压在心中的仇恨，在起义之初便化做报复行动。如起义军取汉阳府时，幕僚童龄因系旗人而斩首悬示，但非满族官吏皆免；标统宝瑛的妹妹亦因旗人而被处决（46）。二是因革命力量在战斗中遭损失，激起义军愤恨，故杀旗人以泄之。如新军第9镇士兵攻南京失利后退入镇江，闯进已投降的旗营，怒戕旗民，后严令禁止（47）；西安满城破后，“民军以种种原因，切齿满族，又以满营闭城坚抗，致土匪得乘机抢掠，扰乱秩序，大忿之，故杀戮颇多”（48）。但这种现象只限于个别场合，被杀者也是个别的。武昌起义爆发不数日，军政府即颁禁止擅杀旗人令，并将俘获旗人收监，和平后一律释放。第21混成协42标1营起义后，将营中7名旗籍兵缴械监禁，后遣回原籍（49）。太原起义军炮击旗营，旗营即竖白旗投降，“故未伤人，但毁房屋数处而已”。10月23日西安满城被攻克，次日旗兵犹抗拒，25日军政府即令禁止杀戮，所俘旗人后被遣送出城。令其自谋生活。
    造成旗人伤亡的主要原因，除由于他们的顽抗引起的激战，如武昌、西安、荆州等地外，大多是基于封建的忠君思想，或畏惧革命而自杀，绝非是起义军大加杀戮。以死亡较多的几个旗营为例。荆州旗营死亡官佐41人中，战死13人，自杀8人，殉难10人（有8人分别死于武昌、江宁），被杀9人，遇害1人，各处阵亡旗兵206人，自杀14人，殉难4人。西安旗营死亡官佐90人，其中自杀6人，殉难3人，余皆为阵亡、战死、伤亡。江宁旗营死亡官佐38人中，自杀18人，被杀10人，阵亡4人，不明死因6人。福州旗营死亡官佐15人，除将军被杀、1人殉难外，余皆战死或自杀（50）。辛亥革命中，各地起义军基本正确执行了革命民族主义政策，优待被俘旗人，禁止杀戮无辜、谋划旗人生计等等，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加速了革命进程。那些旨在欺骗广大旗人，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鼓动一切敌视革命力量进行反扑，破坏辛亥革命的歪曲宣传，其目的昭然若揭，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