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读者提问，从《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从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儿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生病不但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开后门进新式学校的事；光绪皇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0至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朝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亦因之一变。这一阶段西学传播特点主要有五：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万家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令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影响西学东渐因素分析
    西学东渐的内容、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是影响西学东渐的首要因素。晚清中国，西学传播主体主要包括西书翻译人员、新式学校教习和部分报刊编辑，他们的西学素养、传播热情直接影响到传播质量。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一方面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没有传播，便无从接受，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传播主体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而是要看受传对象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有如剧院演戏，既要受演员表演水平、上演剧目制约，又要随观众的兴趣和需要而转移。晚清前三阶段所传西学，多属初等、中等程度，既与来华西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又为受传对象的接受基础所左右。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化学、物理等许多西学知识，都是因受传对象需要而在中国自学的，他们为此而耗资购买各种仪器。按理，他们身在中国，远离西方学术界，如凭个人兴趣爱好，则自修哲学、神学、法学，要比自修物理、化学更少依赖仪器设备，更为便当。但他们明白，后者比前者更为受传对象所需要，更受中国人欢迎。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晚明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10年初见成效，取得一批士大夫支持，20年大见成效，进入北京城。晚清则不一样，即使以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形而论，20年过去，到1860年前后，除了在几个通商口岸，西学传播、西教传播都没有太大的进展。照理，200多年过去，交通设施、通讯手段、印刷技术都较从前大为改进，文化传播应该取得更为可观的成效，但事实不然。考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在晚明时期，耶稣会士来华，虽然在整体上是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范畴，但从具体来说，中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主权国家，并不是耶稣会士所在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战败国，利玛窦等人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霸主心态，徐光启等人也没有受辱挨欺、卧薪尝胆的败国心态。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文化地位比较平等。晚清则不然，欧美传教士挟胜国之势，夸救世之口，兼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与作为受传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国家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构成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其二，晚明利玛窦等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时，采取的是以西顺中、以耶补儒、以儒证耶的策略，让士大夫们在不损害中国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晚清来华传教士则多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这两点归结为一点，便是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问题。在晚明，两者心理距离较小，文化传播比较容易实现；在晚清，心理距离较大，文化传播的阻力也大。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方面便利了传教士的活动，有助于西学传播，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传教士与中国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妨碍了西学传播。这是影响晚清西学传播效果的时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