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宗教与科学
    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但是，对于传教士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传播西学的目的，及其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不缺乏深入的讨论。传统的做法、说法有三：一是回避，在述及某些西学输入时，只提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译员的贡献与成就，闭口不提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传教士的努力。二是将宗教与科学分离，所谓传播科学是假，宣传宗教是真。三是认为传教士故意传播一些粗劣、过时的西学，隐匿西学中的精华部分。这些说法，在以前涉及传教士与西学问题的论著中，比比皆是。
    有些问题，是无需论辩、不言自明的，如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中的作用、地位问题。既然当时译书形式是西译中述，肯定了中述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作用与地位，毋庸置疑，同样应该肯定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的作用与地位。有些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传教士宣传西学的目的，有些则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研究和讨论。最核心的是，传教士对待科学的态度，亦即基督教与科学的问题。
    说到基督教与科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宗教对科学的排斥，教廷对科学家的迫害，日心说遭排斥，伽利略受审判，布鲁诺被烧死，进化论遭攻击。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互相对立。
    其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诘难是，如果两者关系确为水火，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在宗教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里，西方应该毫无科学可言，那么，近代科学何由而来？西方许多大科学家，开普勒、波义耳、牛顿为何同时也是虔诚的宗教徒？
    对这个问题，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基督教对科学不但不是完全、绝对排斥的，相反，还有一些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古希腊科学留下了两种传统，即数学唯理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前者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数学原则构造起了的，因而可被人的理性从数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后者以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人为代表。中世纪基督教利用了作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力量，将这两种观点灌输给整个社会。在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中，数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基督教为了使人们信服上帝，需要用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伟大，认识自然秩序是认识上帝的必要途径。中世纪的神学家，都是通过自然界的和谐去论证上帝的存在。数学，则是研究自然的必备工具。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以如下三个原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1、鼓励人们去赞颂上帝，颂扬上帝的伟大，是每个上帝臣民的职责。2、赞颂上帝的最好途径有二：一是研究和认识自然，因为上帝的智慧完全体现在它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中；二是为社会谋福利，最好的途径是运用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3、提倡以辛勤的劳作颂扬上帝，以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②我以为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段时间里，当科学的结论与宗教的教义相抵触时，宗教会排斥、压制科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基督教信奉的地心说相抵触，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论与上帝造人说相违背，教会便对这些学说横加压制、排斥，伽利略受审判，进化论被冷落。但是，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广大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日心说终于被接受，伽利略毕竟被平反，就是明证。基督教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信仰系统，否则，在科学日益昌明的西方，基督教仍然是影响最广的第一大教，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信徒，甚至有些诺贝尔获得者最后又皈依上帝，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可以看出，第一，对于一般科学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生物、医学等传教士是乐于介绍、宣传的，没有必要隐瞒。第二，对于某些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科学知识，传教士的处理方式与西方教会同步。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对日心说避而不谈，到了清代，蒋友仁等已不回避，且有准确的介绍。晚清来华传教士，宣传的都是日心说。对于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说，传教士一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也与西方教会的态度一致。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述及，傅兰雅在《格致汇编》中就曾提到。第三，所谓传教士对西方科学精华部分秘而不宣、只介绍低浅粗劣部分的说法，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的臆测之言。传教士中，科学素养不高者有之；所传西学中，低浅粗劣者亦不少见，但谓其故秘其宝、生怕以利器授人的说法并无根据。
    对于宗教与科学，晚清来华传教士曾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
    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象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我会就是宗教和科学这两者的代表，用我们的出版物来向中国人宣扬，两者互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③对照他们在华传播西学的活动，我以为这个说法并无自诩过当之处。
    当然，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对传播科学的态度、热情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说，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新教传教士所做工作较天主教传教士为多；新教传教士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世俗派所做工作较戴德生等基要派为多；19世纪后期所做工作较20世纪初期为多，但无论哪一派，哪一时期，都不存在完全排斥科学的情况。
    注释：
    ①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截止1899年，共收西书567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减去1860年以前出版的12种，故总数为555种。
    ②参见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章。
    ③广学会年报，第十次，1897年。见《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