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是影响西学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印刷技术的进步，由木刻，而石印，而铅印；运输工具的发展，由帆船，而轮船，而火车；通讯手段的改进，由人工传递，而电报、电话，都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晚清西学传播，同光之际之优于道咸之际，20世纪初之胜于19世纪末，不只是因为传播机构的扩大，传播人员的增多，而且因为传播手段的改进，传播媒介的发展。没有铅印，便很难想象每日成千上万张的报纸如何出版，很难想象《泰西新史揽要》那样动辄万册的书籍如何印出。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没有电话的发明，也很难想象发生在地球那边的新闻如何瞬息传到这边。
    译书方式是影响西学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译中述是西书中译的基本模式，即由外国学者口译西书意思，由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诗无达诂，译无达译，从根本上说，任何翻译都有损益变异。中、西文化本属不同文化系统，长久隔阂，翻译更为不易，以仅通中文大意、难解个中奥蕴的西人口译，已经打了一个折扣，加上不通西文、难得西方文化真谛的中国学者的笔述，又打了一个折扣。这样三转两折，以中文印刷符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化，已经加进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成份。这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用“省”或“州”翻译美国的State，中国学者看到省、州字眼，总是以将其与中国的十三行省、省州府县等概念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联邦制度下的State，与专制制度下的省、州决不是一回事，差别很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西方民主国家总统President一词的翻译。因为在中文已有词汇中，是没有与总统对应词的，因而在口译时，西人只能从总统在国家的地位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国家元首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元首与皇帝是同义词，于是，中文笔述者理所当然地将President译为“皇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西书和《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书刊中，随处可见美利坚国“选举皇帝”、“皇帝四年受代”等字眼。后来，林乐知发现以“皇帝”翻译总统，误解实在过分，特撰《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予以厘清。这种译书方式，在19世纪末已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到20世纪初，更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小说，就不止一次地以此类译书作为笑料。应该指出，这种方式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方式。所译之书，尽管可以批评的地方比比皆是，但有胜于无，它毕竟给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其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五大主题
    百年之中，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或为西人控制，或系华人主持，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综合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西学东渐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一、了解世界。鸦片战争，中西会面，三千年一大变局，西人面对的是闭塞的中国，国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让中国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是一批西人的愿望，也是中国洞烛机先之士的共识。前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大英国统志》、《贸易通志》；中有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后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还有介绍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的各种新志、通史。这些著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介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通则，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
    二、求强求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外国军队打到京师，逼签城下之盟。这对清朝政府来说，既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也是暴露积贫积弱的奇祸巨变。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因之而起。围绕着这一运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学技术，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主体部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输入此类西学的大本营。求强的译作有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书籍，《行军指要》、《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防海新论》等为其著者。求富的译作有探矿采煤、冶金制器、农工经济等方面，《宝藏兴焉》、《工程致富》、《探矿取金》、《西艺知新》、《农学初级》、《农务全书》等为其要者。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冶炼制造的基础知识，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而且一般都有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把自然科学界装点得色彩斑斓。
    三、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摆在人们的面前，已经不是求强求富，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一时；以亡国灭种作警告、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中东战纪本末》传诵海内；以教育兴国作号召、以日本变法为借鉴的《文学兴国策》倍受欢迎。天演学说因之走红，立宪之议随之高扬，各种变政历史、亡国历史、维新传记纷纷出版，各种醒华、救华、兴华、振华的刍议、卑议、高议、新议、通议、危言、庸言竞争相提出。这一问题，自甲午迄辛亥，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关心的重点之一，也是译书的重点之一。
    四、民主革命。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风潮涌起。民约论、自由论、自治论、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美国独立宣言》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弥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与反满宣传相呼应，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战纪、秘史、轶闻，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志士、杰士、义士、侠女的传记，译作纷呈。梁启超等改良派不赞成反满革命，但他们的许多翻译、宣传，仍属于广义的民主范畴。与民主思潮涌来的同时，被视为比民主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
    五、科学启蒙。从狭义上说，有意识地介绍科学基础知识、以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为宗旨的活动为科学启蒙。从广义上说，晚清所输入的西方科学，绝大多数属于启蒙范畴，因为那时民众的科学素养，多很低浅，所传科学知识，从总体上说，多为基础知识。有意识地、比较系统地进行科学启蒙，自傅兰雅编辑《格致汇编》、中外合办格致书院开始，益智书会所编的大部分教材，也可归于此类。真正形成规模、影响深远的，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新的学制以后，涵盖各种学科、包括不同层次、遍布城市乡村、沿海内地的新式教科书。与此相呼应的，各种歌略、韵语、图说，也是科学启蒙的重要读物。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地球韵言》、《女学歌略》，虽然字不满千，纸仅数页，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同等内容的高头讲章。
    百年历史，云谲波诡，时代主题，依次兴替。西学的形象，由夷学，而西学，而新学，而显学，而救时之灵丹妙药（邹容语），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西学东渐的旋律，自然依时代主题的切换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