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碑铭石刻所体现出来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以往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更由于其中还有一些摩崖碑刻都散布于山村野地、崇山峻岭之间，大部分至今还未被人们知悉发现，更谈不上正式发表而为学术界所研究利用。即使其中有少部分碑铭也曾在一些地方志书及金石著述中作过著录，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其释文却多有错讹衍漏，从而给治史者造成了种种疑难与诸多不便。
    例如在民国末年由张维（鸿汀）先生编著的《陇右金石录》一书中，著录介绍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碑铭资料仅有8种。尽管像“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在是书卷三中曾以《李将军碑》为目有所著录，然其录文却只有176字，与我们今天根据原碑所能释录到的462字相去甚远。
    又如“合作岗岔明代洪武题壁”，虽然其墨书字迹历经数百年之风雨侵蚀，今已残缺不全，但是笔划轮廓犹清晰可辨。其现存文字如下录：
    官征西大将军差安吉神武
    将巩昌等卫官军西征回还
    此经过记耳。
    可是张维先生在《陇右金石录补》卷二中，却以《岗叉残碑》为目对此则题壁作了这样的介绍：“此碑今存字三行。一行：‘官征西大将军左晏吉神武差’十二字；二行：‘向巩昌等卫官军西征回罗’十一字；三行：‘级过记耳’四字。”
    我们将张维先生的录文与这则题壁的现存文字相互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尽管在清朝光绪三十三年由张彦笃、包永昌纂修的《洮州厅志》一书中，介绍著录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碑铭资料比起《陇右金石录》一书较多，但是其录文同样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讹衍漏的现象。例如，书中刊载的“临潭重修莲峰书院记”，较之现存碑刻文字约有三分之一缺而未录，因而我们也仍需对这些虽然已经刊布过的文字作必要的校勘整理。
    然而，目前人们对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所存留的碑铭石刻的研究保护状况却远非尽如人意的。这里有许多摩崖碑刻，因为长期无人问津而只能任凭风吹日晒，雨雪侵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已碑体断裂，字迹剥落，面目全非。尤为令人痛心的是，更有一些被遗弃闲置于农家院落、荒郊草榛之中的碑刻，因为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或恰当的保护，还在不断地遭受着人为的破坏。
    例如在卓尼县的九巅峡中，不到几公里的范围内聚集着不同朝代的十余方内容有关修桥筑路方面的碑刻。它们为我们研究本地区在古代交通线路的变迁，以及当时工程施工的组织状况等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料依据。但是它们有的却早已被碎石淤泥埋压于河床之中，人们再也难以寻觅其踪迹；有的则由于长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碑面风化剥蚀严重，字迹破损所剩无几。
    其他一些颇具历史文物价值的碑刻也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尴尬遭遇。如“临潭包永昌功德碑”，其碑主曾“历任高要、三水、香山、（即今中山。）归善、新会、新宁等县知县，调署崖州知州，升补□州府知府。光绪乙酉辛卯□科□广东乡试同考官，己卯戊子科充乡试弥封受卷官。□知之士均系国家栋梁之选，如梁任公先生亦属先生门下。”然作者在1991年到甘南访碑时发现，此碑却被用来当作围挡粪堆的石板。又如“临潭达夫陡老先生教恩记碑”，其碑主陡蕴璋曾终生教授乡里，素有贤名，为历史上甘南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此碑却弃置于百姓家中，现已断为三截，其下部也早已残缺。又如舟曲县武坪乡的“恩垂万世碑”，这块涉及甘南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的变迁，以及中央王朝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控制等方面的内容。碑刻原本十分完整，然而在1992年春季则被人推倒摔得粉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所有这些，与我们提倡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显然是不相适应的。为了能让世人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碑铭资料有一系统的了解，目前亟待我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尽可能全面地将其收集到一起，并进行仔细的校勘整理，从而使这些资料能够早日公诸于众。这不仅对于丰富完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文献资料，研究这里的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以及民族交往融合等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在提倡加大力度开发西部的今天，它对于促进和巩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安定团结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我们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这些碑铭资料能够早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