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与王权结盟的原因
    南德帝国城市和王权之所以能结成同盟，主要是因为：
    第一，15世纪中期后，南德帝国城市再也不能通过彼此结盟的传统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了，尽管它们尝试了其它一些方式，但并未成功。外部生存环境险恶是促使帝国城市与王权结盟的根本原因。
    在中古晚期的德意志，城市同盟是确保帝国城市免遭诸侯侵略和维护自身独立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可1449年开始的、长达5年的城市联盟与诸侯联盟的战争，以前者的被粉碎而告终，这使得南德帝国城市的外部生存环境迅速恶化。主要表现为：诸侯不但单独向帝国城市侵犯，使城市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下，而且还在帝国议会上集体向城市施压，抵制城市争取权力的斗争。许多中小贵族，特别是乡村贵族和强盗骑士，多次劫掠城市。帝国之外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勃艮第公爵彼特?冯?哈根巴赫(Peter von Hagenbach)和大胆查理，对南德帝国城市的生存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就像奥格斯堡编年史家布卡德?清克(Burkard Zink)抱怨的那样：这时南德帝国城市“彼此分裂了……就像一群没有了牧羊人的绵羊……它们拥有了很久的力量、强大和领地，如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5](第14，18页)。
    南德帝国城市也曾尝试其它一些维护自身独立的措施，如联合瑞士联邦和“低地同盟”，共同消灭帝国之外对南德帝国城市威胁巨大的勃艮第公爵。但是，由于分配战利品不均的缘故，瑞士联邦和“低地同盟”闹翻了，这使得南德帝国城市失去了一件保护自己的有效武器。虽然一些帝国城市要么通过加入瑞士联邦，要么通过“模仿瑞士联邦”(即通过建立城市公社和乡村公社同盟)来保障独立，但对绝大多数南德帝国城市而言，这种方法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此，15世纪70年代后，只有帝国的君主——皇帝才能成为南德帝国城市更为安全的伙伴[5](第3，31，42页)。
    第二，在帝国议会中，诸侯是皇帝和帝国城市共同反对的目标。为应对诸侯通过帝国议会“合法地”做出不利于帝国城市的各种决定，为应对诸侯借帝国改革之名通过帝国议会抑制王权的措施，帝国城市和皇帝彼此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在15世纪中后期进行的帝国改革中，城市希望参加帝国议会委员会、对立法提出议案和建议、在上议院享有表决权。可诸侯并不想赋予城市这些权力。虽然帝国城市自15世纪70年代起就组成帝国议会城市院，但这并不能改变诸侯们摊派税收时不征求城市意见的局面。此外，帝国城市还希望改变帝国执政委员会中城市代表过少的状况。在帝国执政委员会中，共有20名代表，但城市只有2席，而且这2席还必须在4个配对的大城市中轮流[16](第330页)。为避免“改革后的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成为大贵族们共同向城市施加财政压力的工具”，为应对这些“合法的”、无处不在的压力，城市希望获得皇帝的支持和帮助，而“这种希望便成为了城市政府和马克西米利安君主制政体结盟的根源”[5](第48页)。从皇帝的角度看，他也迫切需要南德帝国城市这支同盟军。1470年以来，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从东部，勃艮第人和法国人从西部威胁着帝国边境。由于帝国的东西部边境地区分布着许多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因此皇帝迫切希望得到帝国之内政治势力的支持，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可是，帝国的诸侯对于抵御外来侵略并没有太大兴趣[12](第128页)，在这种情况下，南德帝国城市成为了皇帝争取的对象，因为城市经济上的繁荣可以为皇帝抵御外敌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三、城市与王权结盟的破裂及其后果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帝国城市比其它任何领地都更倾向于接纳新教，因此成为了帝国内第一批正式接纳宗教改革的政治团体。德意志南部的纽伦堡、斯特拉斯堡、梅明根、康斯坦茨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不久宣布信奉新教。此外，在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中都出现了大批信奉新教的市民，新教在帝国城市的市民中，特别是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为保持城市内部的统一，维护城市内部和平，城市政府必须作出抉择：信奉新教还是信奉罗马天主教，就这样，帝国城市阵营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发生了分裂[17](第54，57页)，这也严重威胁到南德帝国城市以一个整体与皇帝结盟本身。
    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结束时，查理五世颁布了禁止路德教传播的《沃尔姆斯敕令》。在随后的几年中，虽然这一敕令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但在被取消前，它总像一柄悬在那些无力抑制宗教改革运动和那些支持宗教改革运动帝国城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也影响了帝国城市与查理五世皇帝之间的同盟。
    尽管1523年末前，宗教问题并没有破坏南德传统的政治模式，但查理五世并不想在宗教问题上对自由城市让步。1524年纽伦堡帝国会议上，查理五世的代表突然宣布皇帝的命令：每个统治者都应确保自己的臣民根据《沃尔姆斯敕令》来生活，任何违反敕令的团体都将失去法律上的保护。1524年7月成立了由皇帝家族领导的、旨在推行《沃尔姆斯敕令》的“雷根斯堡公约”组织。这些强硬的宗教政策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皇帝与城市的同盟面临到巨大的考验。南德帝国城市努力地挽救这个同盟，它们将希望寄托在和皇帝之间政治利益的一致性之上。自1524年起，在纽伦堡的倡导下，南德帝国城市一方面努力加强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则劝说各帝国城市派出代表，联合觐见皇帝，向他解释《沃尔姆斯敕令》是不可能得到严格推行的。在南德帝国城市代表向皇帝谈请愿时，黑森的菲利普伯爵发出了与信奉新教的帝国城市结盟的号召。他认为：建立一个诸侯和城市的新教同盟，不仅能够更好地维护新教思想，而且还能消除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建立一个绝对主义国家的计划[1](第409，415页)。南德帝国城市将此号召当成向皇帝请愿的一个心理筹码。它们此时更加相信：它们和皇帝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许能够让皇帝在宗教问题上走一条中间道路。由于忙于对法战争，查理五世无力解决德意志内部的宗教问题；而斐迪南也忙于应付来自于土耳其的威胁，暂时搁置了宗教方面的纠纷。城市和皇帝的结盟得到了暂时的延续。1529年，查理五世取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他决定强硬地推行自己宗教政策。由于“16世纪期间，65座帝国城市中的大多数(超过了50座城市)都通过某种官方形式，承认了宗教改革”[17](第41页)，因此，帝国城市与王权的结盟破裂了。皇帝与帝国城市同盟的破裂，造成了自由城市的衰落。哈布斯堡王朝原先是南德帝国城市的盟友和领导，如今“却成为了入侵城市的力量”[17](第104页)。帝国城市不得不根据南德的宗教信仰，来寻求结盟的对象。虽然南德帝国城市与宗教信仰相同的诸侯结成了同盟，但诸侯并没有将城市当看作一个平等的盟友来看待[17](第105-106页)。几乎所有的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帝国城市都参加了“施马儿卡尔登战争”，并承担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负担。在被打败前，它们不得不为战争税支付巨大的开支；在被打败后，它们不得不缴纳沉重的惩罚性税收。获胜的皇帝认为：南德帝国城市参与宗教改革是行会参与城市政府管理的结果。于是，他在1548-1552年间废除了28座城市的宪法，成立了完全由终身任职的贵族组成的城市议会，行会遭到了解散，古老的城市公社也被有组织地粉碎了，德意志南部的自由城市衰落了。
    皇帝和城市结盟的失败，严重地打击了自上而下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奥地利道路。该计划以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南部和西南部的势力为基础，在皇帝的领导下，团结城市和哈布斯堡的仆从力量，通过施瓦本同盟的力量来主宰帝国，逐步使德意志的诸侯臣服，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君主制国家。随着施瓦本同盟的解散和乌尔里希公爵在新教同盟的支持下重新夺回符腾堡公国，奥地利道路最终破产了。奥地利道路的破产，一方面使得皇帝和帝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制衡仍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帝国构建和诸侯邦国构建之间的相互竞争得以保持。在相互较量中，诸侯取得了胜利，德意志成为了一个由若干诸侯国家组成的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