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认同”与近代国家
    日本是一个基本接近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占了该国总人口的99.5％以上，而少数民族如阿伊努人只占其中的极小部分。日本的同质化程度是地球上多数国家难以匹比的。但日本的民族概念却是在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日本的单元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最终才成为一个民族，其民族认同感只在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才明朗起来。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民族被地理环境和幕藩体制分割得支离破碎，“日本国中，几千万人被封闭在几千万个箱子里，宛如被几千万堵墙所隔离”①。由于封建割据，日本民众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即分属于不同的“藩”，在“藩”与“藩”之间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人们的意识偏向固执、狭隘，缺乏公共性和开放性，更缺乏所谓民族的一体性。这样，近世的“幕藩体制”就成了形成民族统一意识和民族一体化的最大的桎梏，而“德川幕府的现实政策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结构，一味地阻止民族统一意识从下面成长起来”②。
    因此，在前近代（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心中，是没有近代的“国家”这一概念的。那时日本人所具有的，事实上是一种居于狭隘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藩国意识”。但“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通常称之为‘意义’--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③。所以，日本要想抵御外来压力，实现近代化，就必须打破这种基于士农工商身份制和幕藩体制的旧意识，形成新的“我是日本人，日本是我的国家”这一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④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它“首先是对属于某个特别的人类群体的人坚信不疑，对此一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信奉不渝；包含在该群体中的个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诸因素塑造的，有时还包括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而除此之外，我们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其个体的特征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价值”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构筑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条件。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报纸、小说、铁路公路和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普及，各种信息在一国之内的迅速交换等等，都为人们想象和虚构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快进入到这种状态，日本通过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日本各开放的港口之间均有了铁路相连，为人员大范围的移动提供了条件。同时，电信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也使信息的传播和上情下达更为快捷，如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到全国各地。以报刊为代表的传媒业也随之开始成熟，这种新型的传媒方式对大众的舆论导向以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方式。这为日本统治者以政府的力量，通过文化、文字、教育、传播等渠道，积极地塑造日本人民的民族想象创造了条件，也为岛国形成“民族”概念，虚构一个民族的实体创造了条件。
    各国对民族主义内涵的界定是不同的。福斯勒说：“唯一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二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相异的民族主义的复数。”⑦ 也就是说，“因各民族在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各有独自的形态。……民族主义的主张本质上必然是个性化的”⑧。日本的民族主义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民族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德国的种族主义。⑨ 但这种种族主义又不同于西方式的种族主义，而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政治想象”。
    日本的民族主义除了具备种族民族主义应该具有的（如拥有共同的遗传、祖先、血缘、种族特性等）一般特点外，还保留着大量岛国所特有的种族习惯、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原始落后的风貌，而这些折射到日本的“民族”概念中，则决定了其基本的政治内涵主要是以氏族政治的语汇构成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氏族政治倾向。日本民族在政治上的进化是缓慢的，还停留在比较原始落后的人文阶段，其民族的自我表达方式习惯于按照传统的一套程序来进行。氏族内部的分裂性结构孕育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但又同质的氏族共同体，即使是从其最末端的组织之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其政治意志和表述方式与最上层的共同体组织之间，在结构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凭借神话传说、氏族神、传统的规范与族规来构建组织，进行身份认同的。
    由于氏族神和氏族领袖在群体内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对民族这一新的群体的集体认同，往往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认同来实现。人们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强烈崇拜、认同和追随，来实现近代民族意识的再造与自我完善，实现对由氏族部落群体演化而来的民族共同体的体验和追随。为此，对氏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便被上升到了民族这一更高的层面，形成了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
    所谓“民族认同”（也译为“国家认同”）是来自英文national identity，是nation与identity的结合，将个人认同的来源置于nation这一整体认同之中，使其隶属nation而产生出强大的集体认同。nation是一种由个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相信彼此同属于一个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并且坚持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外壳--国家，只有这样，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自由、平等及社会福祉才能获得最终的保障。
    日本的国家认同是在排除了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氏族共同体的外延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方式加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国家主义的发展是以民族主义的自我整合和发展为途径的，并通过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获得合法性。“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全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⑩ 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某种独特的本质，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有摆脱十分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日本的民族认同方式是基于落后的氏族政治之基础上的，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入来完成，通过神道教的参与和确立起至高无上的氏族神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大化，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了统一民族的再造。
    日本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氏族政治的路径，锻造了一个新的大和民族，才使得散乱的部落、氏族等次级社会单位上升并统一到“大和民族”的麾下，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与国家重叠、一致了起来。民族与国家的高度重叠，客观上规定了大和民族的精神首领也必然是国家的总元首。在认同的程序排列上，首先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共同的氏神的认同来认同并整合民族共同体（第一认同），再通过整合后的统一的民族认同来达到对国家的最后认同（第二认同）。当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认同与第二认同就有机地融合起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民族主义”使“国家主义”获得合理性，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之作用，而“国家主义”又使“民族主义”获得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外壳，并使“民族主义”在这一外壳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当时，人民大众完全不理解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和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的共同体之间的正常联系，而这种正常联系的断绝，由于当时那种不理智的爱国心而沟通了起来。”（11）
    “国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念，由于日本民族自古缺乏对高度抽象事物的认知能力，因此其对国家这一抽象政治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便不得不借助于民族传统的话语体系，即通过对具有物语漫画性质的氏族神这一图腾力量的崇拜来实现。氏族政治固有的认知模式往往通过具体的神灵图谱来感知抽象的事物，通过对氏族神的认同来移情于国家，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即借助于古老的话语体系--神、灵、血缘、氏神等符号，来认知和把握宏观的、超越具象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念世界。日本在政治层面、国家层面上对近代西方政治的学习和模仿，就是通过自身的这一认同机制--氏族政治原理（“国体论”下的天皇制、神道教等）--来实现的。通过对建立在神道教基础上的氏族领袖的认同和追随来认同与追随国家，靠氏神的号召来获得爱国激情和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