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以走出古代“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
    诱发日本主动地向“近代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转换的内外因素有许多。从外部情况看，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不由自主地向构筑民族国家，向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体系转变这一时代大潮中。面对这一世界性的潮流，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走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尽快地摆脱业已过时的，在国际上难以为其他国家所识别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与世界相一致并被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新的国家政治形象。
    从内部情况来看，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状态，导致政权效益的低下，尤其是在面对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丧失了作为国家机器所应该具有的抵御外侵保障安全的基本功能。分裂的政权一日不结束，整个民族就无法获得一日之安宁。丸山真男指出：“封建社会的多极性分裂，面临外国势力，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当此之时，为了国家独立而要求民族统一，作为国内政策，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二是，向国民思想的渗透。”（22） 这种落后的政治现状在面临内外危机时势必会在客观上提出改革或改进的政治要求，以尽快地结束这种不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与国际规范相一致，有着高度统一性和集中性能的政权组织。只有在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将全国的各种资源充分而全面地调动起来，才能将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御外来的压力，战胜危机。“身感欧美列强的重压，为了保全国家的独立，根据‘政令归一’--即政治力量的集中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政策，成了燃眉的课题。”（23） 因此，如何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便成为进入近代后日本所面临的首要的任务。
    政治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传统文化认同的国家嬗变为民族认同的民族国家。如前所述，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指的是以构成国民单位的民族为基础，在近代特别是18-19世纪于欧洲建立的典型的统一国家，一般通过市民革命自觉地形成民族一体意识。当19世纪末日本被西方各国强力驱赶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后，日本便沿此方向开始了模仿和探索，试图依照西方的模式来完成这种政治嬗变。
    但日本的政治文化及历史的发展状况毕竟不同于西方社会。近代日本社会虽然也出现了商品流通下的市场经济萌芽，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所谓城市商品经济，却无法形成能推动日本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资本主义力量”。佩里·安德森认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的冲击，才摧毁了日本旧的政治秩序；由于西方技术的输入，才造成了它利用本身社会经济遗产的素材实现了工业化的可能。当帝国主义成为一种征服世界的体系时，封建主义使得日本--在亚洲、非洲和印第安人美洲社会中独一无二地--跻身于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但是由于地处太平洋的孤立位置，它不能产生出具有自身动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这种封建生产方式内部没有必然推动它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动。”（24）
    日本由传统向近代国家转变，是无法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借助于市民社会的力量来自发完成的，日本的近代民族国家是绝不可能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外国船的到来，造成了幕府权力的松弛，为了克服由此带来的国内分裂和无政府混乱状态所需要的政治力量，最终并没有从庶民中间产生出来。”（25） 日本特有的进化模式决定了日本要走出这一历史的困境，就只能靠“外部进化装置”，靠外力推动下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模仿来实现。
    一个民族，可能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和对土地的情感而形成共同体的想象，进而组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这种想象的创造不能根植于孕育国人成长的土壤，不能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政治语言和思维方式，而一味地靠后天的人为制作，依靠对外来文化的抄袭，最后一定会失去生命力，遭到国人的反对并被国人所唾弃。日本在模仿与选择上拥有天才般的惊人能力与才华，它没有背离自己的传统而一味地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而是将这种嬗变建立在对本国政治文化传统承袭的根基上，建立在对日本神道教这种民族宗教的复古，或是说托古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在“国体”这一日本独特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
    毫无疑问，从形式上看，日本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实现近代化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即借助“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来打造国内的各氏族部落力量，将之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与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
    日本的整个政治重建过程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过程都是在这种极其隐蔽的方式下进行的：日本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近代政治的华丽外衣，实际上却在其华丽外表的掩盖下进行着氏族政治的偷梁换柱活动。日本政治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已内含了一种本土传统政治与西方近代政治之间的一种对抗和张力，两者时时处在相互制衡的紧张对立状态之中。西方近代政治与日本传统政治之间的对抗，在日后的日本历史进程中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激烈地爆发出来，而且时至今日两者之间的相互折冲和对决也依然表现得如炽如烈。
    在国家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因没有形成发育成熟完好的市民社会，失去了市民社会对近代国家建构的参与和推动，国家近代化进程因此成为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所有力量之上的单刀直入式的孤独进程，而这一单极政治进程虽然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政治的外衣，但实际上借助的依旧是本国古老的氏族政治资源。天皇作为“氏神”和岛国最大的部落头领实际占据了最高的权力地位，是只对“天照大神”负责、而将芸芸众生置于其下任其操纵的最高政治存在。为此，氏族领袖在时空上便获得了无限的超越性和不可替代性，相应地，由氏族领袖担任的国家最高元首一职，也具有了无比的权威性。天皇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及其超越性也因此而决定了国家也和天皇一样成为不可超越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万能的、绝对的，国家意志是最高意志等等。这样，日本的近代国家主义进程就成了一种以天皇意志与精神为主要驱动力的进程，一个不受社会制约与控制的进程，也是一个容易走向毁灭的非理性历史进程。
    可见，日本传统的“氏族政治”虽披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时髦外衣，被打扮成楚楚动人的时代少女，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时代虽变，但日本政治却始终无法真正走出古代“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