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在中国佛学的建设期，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体系。在梁启超看来，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两晋时期佛学理论已有不少创建，但还没有真正形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体系。隋唐时，尤其经过高僧玄奘的终生努力，使佛学理论异彩纷呈。如果说道安是佛学在中国扎根的园艺师，那么，玄奘则是佛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家。玄奘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其使唐朝时期的佛学发生了何种变化？这里还是听听梁启超的评述吧：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而其所最服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基主持慈恩寺，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自“十地宗”成立以后，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乃大阐扬之，立“华严宗”，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此后宗密（圭峰）、澄观（请凉）盛弘其业。自慧远提倡念佛，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自道安提倡戒律，至唐道安大成之，是为“律宗”。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是为“密宗”。此诸宗皆盛于唐。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相宗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唯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宗”。其徒南岳让青原思传之，后为衍为“云门”、“法眼”、“临济”、“沩仰”、“曹润”之五宗。数百年间，遍天下焉。此宗虽称来自印度，然自六祖以前，既一无传布，则虽谓中国自创之宗焉可耳。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皆极盛于唐。彼三者称“教下三家”，禅宗则标”“教外别传”。此为唐代之重要事业。（《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1，第12～13页）
    不谙佛学的人，准确理解这段话的含意是有困难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佛学各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唐代完成的，唐代佛学在理论构架上达到了最高峰。从梁启超的思路可以断定，他把研究中国佛学史规范为两晋和隋唐两大时期，前段重点研究佛学如何输入中国，后段则集中考察玄奘等人对佛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唐朝以后，佛学理论没有什么建树。其原因一是禅宗取得统治地位，其他诸宗难有立足之地，一花独放，自然失去了进取的生机；二是佛儒合流，一些儒生窃取佛学的只言片语，自立门户，互相排斥，佛学被引入了儒家的框架之中；三是佛界乏才，难得水平极高的高僧，佛学理论处于衰退之中。晚清虽然出了一个杨文会，注释经典孜孜不倦，又结合欧美新式自然科学，重新阐释佛经，为人敬仰，但势孤力单，已无法使佛学重新振兴。
    佛学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梁启超对此十分重视，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由此可知，梁启超留下的“中国佛学变迁史”，实际是中国佛学学术发展史，他是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去阐述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历程的。
    二、佛经的翻译和传播
    梁启超研究佛学，很注重佛经的翻译。因为他认为佛经是外来之学，其生命在于翻译。他曾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700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成为一部佛经翻译史。据他的统计，东汉至唐开元年间，从事译经的主要人物有176位，翻译佛经2278部，合7046卷。如果从译经的内部变化及不同特色来分段，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东汉至西晋。这是译经的启蒙期。开始多为高僧讲译，弟子笔录，究竟准确与否，不得而考。后来一些高僧据原经翻译，遂出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佛经。这些译经大师有安清、支谶、支谦、朱士行、竺法护等，他们含辛茹苦，译介印度佛典，对佛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奠基之功。但这时的翻译多为简略本，零散不全，无系统性，也没有形成独自的文体，内容贫乏，感染力差。
    （二）两晋至南北朝。这是译经的拓展期，又可分为东晋至二秦的广译阶段、刘宋元魏迄隋的研索和会通阶段。广译阶段，各路高僧致力于选版本，译全书，成绩斐然。诸如：四阿含全部译出；华严全部译出；法华第二译定本出；涅槃初出，且有两译；大集译出过半；宝积续译不少；般若之小品大品，皆经再治；其他重要单本大乘经十数部；律藏初译；大乘论初译，“空宗”特盛；小乘论初译，“有部宗”特盛。如此辉煌业绩的取得，固然是几代高僧努力的结果，但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却起了关键作用。这二位虽不通梵文，但道安有弟子五百，译书之事多由他主持。而且，道安总结了以前译经的成败得失，注重研究，力求真实，文体也甚讲究，译述颇为严密，使译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南北朝迄隋的研索会通阶段，译者集中于研讨和论述佛经的本意，在前一段广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梁启超指出：“此期中之译业，远不逮前期，其趋势则由经部渐移于论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0，第16页）总之，佛经的基本格局是在第二期中奠定的。
    （三）唐贞观至贞元。这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期。由于玄奘等对译经的重大贡献，这期间佛经诸宗全被译为中文。宋以后，佛经翻译基本上停了下来。从梁启超所列的各个《经律论传译次第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饮冰室合·专集》第57，第1页）这种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佛经翻译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梁氏明确指出：“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9，第27页）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仅拿文学来讲，佛经对中国至少有三大影响。
    一是扩大了汉语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佛经翻译中直译和创造了不少词汇，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报、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3.5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流传的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而且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